“把青春獻給身後那座輝煌的都市，為了這個美夢我們付出着代價。”看完《本命年》之後我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鄭均的《私奔》，不僅是因為李慧泉的人格、命運與這首歌互相應和，更是因為李慧泉與《私奔》共同流露出八十年代末到兩千年初中國城市青年獨有的蠻荒、迷惘、脆弱但又充滿生氣的種種特質。那一代年輕人是遲到的“垮掉的一代”，那一代年輕人做的事是遲到的“嬉皮士運動”。而《本命年》講的，正是李慧泉（那一代年輕人）開放而又枯萎的故事。

說實話，我很喜歡這一部電影。

“本命年犯太歲，太歲當頭坐，無喜必有禍”——在我國民間，本命年絕不是吉利的一年，正相反，你必須要“系上紅腰帶”才能在這一年中少吃點虧。

那麼顯然，李慧泉在1988年的故事告訴我們有時對“封建迷信”的破除大可不必如此徹底。

在我看來，李慧泉在《本命年》中，毀滅了三次，又重新誕生了三次。這三次毀滅與重生既可以看作是李慧泉的，亦可以看作是那一代城市，乃至全體年輕人的。

第一次毀滅是在李慧泉三年前因鬥毆入獄。即使李慧泉着實是一條漢子，三年的牢獄生活也打碎了他的筋骨，乃至對他的精神也是一次新的鍛塑。再次之前，李慧泉的人格是荒蠻的、原始的，像是一塊頑石，或是說，像是剛剛破石而出的孫猴子。這一階段的李慧泉和那個年代的大多數年輕人一樣，和所有年代的大多數年輕人一樣，橫沖直撞，野蠻生長。這在如今的文明社會，自然是行不通的，于是社會、制度将他教化、塑造，使其“初具人形”。

李慧泉的出獄同時也标志着他的第一次重生，或是走出鐵門後遇見的第一縷陽光，或是大街小巷上熙熙攘攘的人流，或是鄰居大媽的叮咛，或是家中母親的遺像……但最大的可能是以上種種，包括在監獄中被毀滅的經曆共同使他再度重生。重生後的李慧泉以更小心、更聰明的态度去面對這個諾大的世界，即使是顯得有些笨拙。

第二次重生（沒錯，重生不一定必須先毀滅）是李慧泉遇到趙雅秋。在聽過她的歌，送過她回家之後，與其說李慧泉成為了趙雅秋的護花使者，不如說是成為了她的信徒更為合适。李慧泉守護她、思念她、把她的相片挂在床頭——“在欲望的城市你就是我最後的信仰，潔白如一道喜樂的光芒将我心照亮。”李慧泉守護着趙雅秋的肉體，趙雅秋守護着李慧泉的靈魂。

《本命年》中的人物都是帶有符号色彩的，李慧泉不必多說，趙雅秋在我看來同樣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她不隻是代表着衆多文學影視作品中如牧羊女、酒館女招待那樣窮小子心中的白月光，更重要的是趙雅秋象征着那一代年輕人的理想，象征着他們心中永遠的一塊處女地。這些年輕人的理想不一定崇高，但一定天真無邪。一定要找一個具體形象的話，《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黛西或許與趙雅秋有一定的共同之處。

第二次毀滅同樣與趙雅秋脫不了幹系。第二次毀滅不像之前那樣事急促的，它沒有發生在李慧泉得知趙雅秋要與他人共赴廣州，也沒有發生在趙雅秋拒絕他的禮物，這次毀滅是漸進的，它發生在趙雅秋的歌聲漸漸不複清澈，而是一點點沾上越來越重的脂粉氣，發生在趙雅秋的頭發、衣着和那一抹石榴色的腮紅。這次毀滅雖不急促，但力度空前強大。李慧泉在第一次毀滅中認識到了社會法則，那是制度上的；這次毀滅讓他認識到的同樣是社會法則，但這次是人情上的。

無法去說是誰放棄了誰，因為他們一開始就未曾在一起，最後的結果，也隻是二人先後看清認清了生活。和大多理想之于大多年輕人一樣，李慧泉與趙雅秋漸行漸遠。

第三次毀滅與第三次重生是同時發生的——李慧泉的肉體被摧毀，但人格卻得到升華。有人可能認為李慧泉的死亡太過倉促，太過戲劇化，但我認為這次與三年前遙相呼應的鬥毆在荒誕的同時透露出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人生本就是如此無常。李慧泉的肉體毀滅了，但千千萬萬個李慧泉依舊存在，甚至誰又知道，捅死李慧泉的劫匪的命運是否會和李慧泉一樣——沒有人永遠年輕，但永遠有人年輕。李慧泉的人格再次獲得重生，在那一刻，他變成一陣風，輕輕訴說着那一代人的歡喜與憤怒。

畫面逐漸模糊，李慧泉的血萦繞成一條殷紅的腰帶，不知這是否能夠稍稍彌補他在本命年的些許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