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這部台灣電影于去年上映,取得了金馬獎六項得獎三項提名的佳績,一度被譽為去年台灣最好的電影。
恰好今年三月流媒體上映,屬于近期比較熱門的片。
那就來說說這部“美國女孩”吧。
2003年,移民美國五年的莉莉因罹患乳癌,抱病帶着兩個女兒芳儀(姐姐)、芳安(妹妹)從洛杉矶回到台灣,與疏離多年的丈夫宗輝團聚,故事即圍繞這個家庭展開。
多年的分離加之如今被迫的重聚,無疑将這個家庭推向了“分崩離析”的邊際,而電影将這種破碎感帶來的沉悶很好地構建出來了。
電影畫面的主色調是「糅合陰暗的暖光」。
家中的場面大多利用的是暖黃光,并且大多數時候都隻有一盞燈來點亮整幅畫面,半明半暗的場景使得角色之間的緊繃與壓抑凸顯出來。
而在室外較為明亮的場景下,影片則主要采用逆光的拍攝角度,同樣着力于刻畫昏暗不明的場面。
這二者拍攝手法上的結合,将觀衆直接代入壓抑的情感基調,讓影片從色彩質感上達到了沉悶的前提條件。
除去“視”的方面,導演則采用了一種最簡單的方式來解決“聽”——
不使用任何背景音樂。
101分鐘的電影内,隻有片尾最後的1分鐘銜接了謝幕的音樂。
外界的白噪音、偶爾可聽的鳥鳴、鍋碗瓢盆的碰撞和拖鞋拖拉地面發出的摩擦聲...這就是這部電影除去角色台詞交流之外,你能聽到的所有底樂。
所謂真實的生活本就是沒有背景音樂的,這才是生活,而不是加以渲染的藝術作品。
借以沉悶的壓抑,導演也用最委婉和詩意的方式來舒張故事的内核。
大女兒芳儀的興趣愛好是馬術,從美國到了台灣,她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台灣的馬場。
在電影臨近結尾時,芳儀因為家庭矛盾離家出走,溜到了馬場,遇到了一匹很像自己之前喜歡的白馬(Splash)的馬匹。
芳儀想要帶着馬匹出去遛一遛,舒緩自己的壓力,而馬匹始終不願意戴上護具,正如芳儀心中想返回美國的美國夢始終無法實現,二者皆是無法解決的矛盾。
導演用了一種非常巧妙且柔和的揭示手法——芳儀和馬匹互相凝視的瞬間。
跨越物種的對視,從對方眼眸的倒影裡看到的不僅是對方的不情願,同樣是自己尋求欲望時的不堪與狼狽。
這個畫面,暗示着方怡内心對家庭沖突與矛盾的最後理解,和對自己無法實現的美國夢的和解。
委婉與詩意的表達,将故事引向了結尾。
即使這部電影在金馬獎攬獲了一衆獎項,我也很難認可它就是去年台灣的最佳電影。
這部電影的題材主要借力于中美文化差異(這也正是本片為什麼取名《美國女孩》),其次是非典疫情時期(本片家庭矛盾最後緩解的因素)。
但這二者在影片中呈現的分量幾乎屈指可數,可延伸的讨論分支被局限于不斷強調的家庭糾紛之中,使得這兩個題材成為了不得力的冗餘添加,最後反而令這部電影在大題材抑或是家庭片的定位裡都不讨好。
芳儀和芳安這對姐妹作為中美文化差異的主要代表,原本可從以角色思想、人物關系和處事風格等一系列要點來深度刻畫這條姐妹線。
但妹妹芳安少得可憐的戲份僅存在于和姐姐用英語進行溝通,成為文化差異方面微不足道的直接刻畫,而妹妹可延伸的唯一鄰裡交流——樓頂喂鳥的大爺,也再沒有後續描寫。
在其他要點上,姐姐芳儀隻有在學校和兩位老師、一位同學交流的片段,而這些片段裡,如果還要再加以“文化差異”這個衡量标準,相關的恐怕隻有下面這句台詞。
這樣處理最後的結果是:姐妹線隻純粹充斥着“我想回美國”的美國夢,而這種思想又被引向了輔道,即被延伸為青少年對于家庭矛盾的逃避與叛逆,所謂的文化沖突便在這部電影不複存在。
再之,關于可擴寫的疫情背景,電影隻談到妹妹因有肺炎症狀被隔離,而這個情節最後還是被用于引發短暫的家庭矛盾與變故。
除此之外,疫情大環境下對人的影響、緊張的社會局勢都被這部電影隔離開來,無從可觀,疫情的背景被顯得可有可無。
導演力圖将這兩大題材與家庭倫理相結合,但過度堆積的家庭矛盾,反而将這部片推到了自身難保的位置。
父親為工作無心關心家庭、母親患癌過度憂慮、兩個女兒對于美國夢的無限追求...
三方的不和諧力圖構建“分崩離析感”,而故事情節卻隻局限于換大房子帶來的經濟窘迫、芳儀因文化差異成績低下這樣的瑣碎矛盾。
但如果将這部電影強行定位于解決家庭矛盾,它又同樣顯得不合理,因為它除了将矛盾無限堆疊,沒有任何對家庭糾紛的解決。
故事的結尾,芳儀問患癌的母親“能不能不死”,而母親回答“你知道我很愛你”。
最終愛成為了這個不倫不類的故事最後最庸俗的回答,勉強為電影畫上句号。
最後電影所表現的效果就是:沒有對于文化沖突的思考、沒有疫情影響家庭生活的呈現、沒有對于家庭成員矛盾的解決方案。
宏大的題材被虛幻的内核毀的一塌糊塗,剩下的隻有導演的“真誠”。
或許正像上述所提到的,電影力圖刻畫生活而不是藝術作品,因此,電影更像是導演的自傳,而不是能呈現給觀衆的精神良藥。
缺失的“美國女孩”,也隻能夠算作導演自我感動的回憶錄罷了。
首發于公衆号:七乘七雜貨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