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電影的時候一直在想，如果我成了難民，我該怎麼辦？尤其是當電影中出現了莫斯科第一家麥當勞開業的熱鬧場景，不免讓人想到俄烏開戰後麥當勞撤出俄羅斯前人們排隊品嘗最後一個漢堡的畫面。三十年裡多少無常變遷，人有時真的隻能被命運無情地抛來扯去。難民是一種狀态，每個人都有可能進入的一種狀态。就像電影放映的那個星期二，早上還是陽光和暖，中午開始忽然下雨降溫，很多人是穿着短袖瑟瑟發抖去中大邵逸夫堂看這部電影的，估計早上出門時誰也沒想到自己晚上會如此狼狽。我以前常常想，即便自己在工作上沒什麼上進心，轉而花大把的時間讀無用的書，看想看的電影，到了老年，無牽無挂，自己前半生的積蓄和上一代留下來的财産可以被我肆無忌憚地吃光用盡，也算是能安度晚年。但這隻是一種美好的想象，也許有一天生活被不可控的因素打斷，居無定所，貨币貶值，家人離散，我也将走上和男主角一樣的流離之路。這樣說來，也算是和影片主角共情了。
映後談環節，社會學系的教授請到了一位在港的南亞裔尋求庇護者（Asylum Seeker）分享他的經曆和感受。我費力地聽着他磕磕絆絆口音極重的英語，腦子裡不斷跳出來的都是本地媒體關于難民報道的新聞标題“南亞假難民”如何擾亂治安，讓政府浪費公币。涉及到自己的現實生活，想法也随之轉變，我可能會更關注本地底層的生活現狀（其實也沒有多關注，大多數時間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孤芳自賞，讀什麼書、看什麼電影、去哪裡爬山、自己的播客有沒有人聽、自己寫的日記有沒有人讀……），也會擔心如果難民申請機制更容易，是不是會變向鼓勵更多尋求庇護者的湧入，這個已然十分擁擠、生存越來越艱難的城市還能容納多少這樣的湧入者，他們在語言、文化上又如何融入這個“多元”社會……在電影裡産生的共情在現實面前顯得如此脆弱，就像電影《私人訂制》裡，葛優說如果自己有一百萬、一千萬、一個億，甚至十個億，都願意捐出來做慈善，但如果自己有輛車，卻不願意捐出來，因為“我真的有一輛車”。看完這部電影，寫完這段話，我還會再回頭關注難民問題嗎？我不确定，希望能比以前多關注一點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