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赫爾佐格
譯者 | 黃淵
轉載自《赫爾佐格談電影》第223-244頁
《陸上行舟》開拍時，媒體給予高度關注，這是不是讓你感到意外？
【答】讓我感到意外的是，影片上映數月之後，某天我走在慕尼黑街頭，有個男人發了瘋一樣地朝我跑來，我眼睜睜地看着他跳起在半空中，然後一腳踢中了我的肚子。随即他又爬起身來，沖着我大喊：“你這頭豬，你這是咎由自取！”
《陸上行舟》拍攝期間，我們遇到的許多問題，追根溯源，都和那片區域當時正在發生的一些事情有關，包括秘魯和厄瓜多爾之間醞釀已久的邊境戰争在内。但這些事其實與我們劇組毫無關系。
随着拍攝深入，我們所到之處，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軍事力量，氣氛日益緊張。每每行進到下一處河灣，就會發現又多了一片秩序混亂的軍營，擠滿了醉酒的士兵。各家石油公司都忙着在這片區域開發自然資源。他們不顧當地人反對，以暴力手段開路，建起一條橫穿印第安人領地與安第斯山脈的輸油管線，直通太平洋。我們獲得當地印第安人的許可，進入了叢林，來到了預先看好的外景地，但不知怎麼的，所有這些長久以來未能獲得妥善解決的問題，此時又圍繞着我們的出現，重新浮出了水面。當時媒體十分關注我們，因為按照原計劃，米克·賈格爾要和克勞迪娅·卡迪娜（Claudia Cardinale）一起出演本片，主人公菲茲卡拉多則将由賈森·羅巴茲（Jason Robards）飾演，我曾看過他的《牛郎血淚美人恩》（The Ballad Hogue of Cable）。我對媒體完全沒興趣，從沒想過要在他們那種瘋狂的馬戲團裡，當一隻會跳舞的小熊。但是，沖着克勞迪娅與賈格爾的奇異組合，再加上瘋狂的赫爾佐格、一群印第安土著、一場邊境戰争以及一個軍事獨裁政府，想要不被他們關注都難。幸運的是，媒體炮制出來的那些垃圾說法，要想澄清并非難事。原因之一就在于，有家人權組織專門派來個觀察組，就在我們劇組。最終他們得出結論，拍攝過程中從未發生過任何侵犯人權的事。我則始終相信，傳說的事，說得越是誇張離奇，也就越快煙消雲散。事實也确實如此，我被媒體強加的罪名，過了兩年也就沒人再提起了。
布萊恩·斯威尼·菲茲卡拉多（Brian Sweeney Fitzgerald）崇拜卡魯索，所以他想在叢林深處建造一座歌劇院，好邀請這位全球聞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來做揭幕演出。
【答】距離我想到要拍《陸上行舟》多年之前，當時我正在忙另一部電影。探景過程中，我開車沿法國布列塔尼亞海岸走，某晚到了一個叫作卡納克（Carnac）的地方。我發現周圍全都是巨大的石柱，牢牢地紮在地裡。這些史前遺迹，高達九米，其中有些竟有六百噸之重。石柱共有數千根，平行地排成數行，翻山越嶺地向着内陸方向綿延數裡。我以為我是在做夢。我去買了本旅遊小冊子，讀過之後才知道，科學家至今都沒法解釋得清，這些巨大的石塊，八千至一萬年前的人類，究竟是如何僅依靠原始工具，就把它們運到這地方，豎立起來的。按小冊子上的說法，這有可能是外星人宇航員當年所為。看到這裡，我禁不住躍躍欲試。如果我是一個原始人，靠着手頭有限的工具——最簡單的麻繩或是皮帶，外加杠杆與斜坡——要怎麼做，才能把巨石運到幾公裡外的地方。我決定了，不想個明白，我就不走了。
我想出一個辦法。我需要一組人，在石柱底下挖一組壕溝。然後把結實的橡樹樹幹推入壕溝，挖走邊上的泥土，讓石柱躺倒在樹幹上。做完這一步，就能用繩子和杠杆，讓石頭通過這些“輪子”來移動了。接下來才是有難度的：要建造一條水平的斜坡，長一千五百米，幾乎就沒什麼坡度。這項工作需要兩千名訓練有素的工人來完成。斜坡那頭是一個人造的土墩，高六米，上面再開個凹洞。沿着斜坡将石柱移動上去的過程，反倒不需要那麼多人，而且隻需要幾天時間就能完成。靠着杠杆和由旋杆組成的原始滑輪組，就能把石頭立在預先挖好的洞口裡了。到了這一步，石柱基本就算是立起來了，最後隻需移走泥土、土墩和斜坡就可以了。如果要給《陸上行舟》登記身份證的話，上面标的出生地點，那就是卡納克了。
幾年之後，當初拍《阿基爾》時幫我籌集過資金的秘魯朋友何塞·柯克林（JoséKoechlin）來慕尼黑看我，建議我回叢林再拍一部電影。“大夥都盼着你呢。”但我知道，既然要去，那肯定得先找到合适的故事。于是何塞跟我說了卡洛斯·費明·菲茲卡拉多（Carlos Fermin Fitzcarrald）的真人真事。他是生活在十九世紀末期的一位橡膠巨頭，富可敵國，還擁有多達四千人的私人軍隊，最終卻在三十五歲時遇上船難，淹死在海裡。對于秘魯的橡膠時代，我沒什麼興趣，菲茲卡拉多也算不上是個特别有吸引力的人物。那隻不過是曆史長河中又一個醜陋的商人罷了，單單隻是他的生平故事，拍電影還是顯得單薄，但是何塞湊巧又提到一個細節，倒是讓我産生了莫大的興趣：某次，菲茲卡拉多将一艘輪船拆散成幾百個零件，花了幾個月時間，經由陸路，将它們從烏卡亞利河（Ucayali River）流域運到了瑪德雷德迪奧斯河（Madre de Dios River）附近，再重新組裝了起來。就這樣，他成功避開了好多激流，成功拿下了面積等同于比利時的一大片土地。然後，我又從世紀之交前夕那些在馬瑙斯修建亞馬孫劇院（Teatro Amazonas）的橡膠巨頭身上得到啟發，想出了讓菲茲卡拉多投資修建屬于他自己的歌劇院的情節。當初我寫這個劇本的時候，我先在第一頁上寫下所有劇中角色的名字，排在第一的并非是菲茲卡拉多，而是恩裡克·卡魯索（Enrico Caruso）——雖說全片由始至終，你并未看到其人，隻是聽到他的聲音。最終，我将這三組元素——菲茲卡拉多、卡魯索、由卡納克巨石蛻變而來的一艘輪船——融合成了一整個故事。剩下的問題就是，這一艘重達三百四十噸的汽船，我又該怎麼做，才能在距離最近的城鎮幾百裡地的原始森林裡，将它完整地移動一千五百多米，而且還要翻山越嶺？
當時我正和二十世紀福克斯合作《諾斯費拉圖：夜晚的幽靈》，于是我交了一份十七頁的劇情大綱給他們。福克斯的人看過之後，再加上傑克·尼科爾森（Jack Nicholson）說他有興趣演菲茲卡拉多，他們便提出，希望和我簽一份打包合同，包括《沃伊采克》和《陸上行舟》兩部影片。但我其實很清楚，在叢林深處拖着汽船翻山越嶺，這麼匪夷所思的事，好萊塢的電影公司絕對不會想要插一腳。這與他們的習慣性思維，實在相去甚遠。福克斯的人甚至建議我采用縮小體積的船隻模型，在聖叠戈的植物園裡，以假山為背景來拍攝這些内容。但對我來說，這事情壓根就沒得商量。《陸上行舟》的故事背景雖屬虛構，但我很清楚，必須要實打實地真拍才行。我花了好幾個月，在洛杉矶會見各路投資人，開着各種難受、冗長的會議。最終，我決定自己出錢，先把前期籌備工作做起來。我的錢雖然不多，但啟動項目已經夠了。我知道類似這種規模的電影，想要推動起來，那就像是在啟動一輛火車。你得先把它從車站裡開出來，那樣才能讓别人對它的尺寸、速度和方向，有個初步了解。一旦火車上了路，自然會有人坐上來。《陸上行舟》最終的成本是六百萬美元，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影片正式開拍之後才逐步搞定的。
正式開拍之前，你已經在叢林裡待了有一陣子了。
【答】前期籌拍花了三年不止。片中有艘鏽了的舊船，就是菲茲卡拉多修理的那艘，那是在哥倫比亞覓到的，當時它已在泥地上擱了二十五年，船身有個大窟窿，大到根本修都沒法修。我們在船肚子裡塞了六百個空油桶，這才讓它浮了起來，一路拖到了秘魯伊基托斯（Iquitos），再以它為原型，依樣畫葫蘆地造了兩艘一模一樣的汽船出來。兩艘船裡，有一艘必須要造得特别牢固，哪怕在山上拖行時都不會散架。當它停留在半山坡上時，我們可以先拍激流裡的另一艘船。這後一艘，我們倒是要預先有個心理準備，準備好它有可能會沉掉。這麼兩艘一模一樣的汽船，建造起來過程漫長、任務艱巨。找遍全伊基托斯都沒有一處合用的船塢，所以我們隻能先自己搭個簡易碼頭出來。此外，劇組雖然不大，但群衆演員有多達數百人，還得為他們建營地。那段時間，我要不就是在叢林裡，要不就是去美國、歐洲尋找各種需要的東西，或是籌集更多資金。所以整個前期籌備過程才會那麼久。
好不容易，終于開始拍攝了。我們花了大約六周時間，拍完大約百分之四十的戲份時，賈森·羅巴茲忽然得了阿米巴痢疾。早在開拍之前，他的律師就曾提出過要求，劇組要專為他設門電台，營地還要配備好體外循環機，以及專從美國請來的醫生，他飛過來的時候，還得随身帶好各種現代醫療設備。此外，營地随時要有飛機備着，以便萬一發生狀況，能在第一時間将羅巴茲送出去。這些要求全都荒唐至極，要知道，鑒于叢林裡的濕度和不可靠的電力供應，即便有了那些設備，也肯定沒法正常使用。而且，我們的财務狀況也沒法承受這些要求。最終，羅巴茲回了美國。為了等他，整個拍攝暫時停止。幾周之後，醫生下了禁令，堅決不允許他再回叢林。雖說保險公司應允了我們的索賠要求，但他的離去，對我們來說不啻是一場大災難。已經拍好的那些戲裡，場場都有他，如今全都報廢了。
與此同時，米克·賈格爾必須要回滾石樂隊了，他們原定的巡演計劃，就快要啟動了。他原本要扮演的是菲茲卡拉多熱忱、瘋狂的幫手，一個名叫威爾伯的英國演員，動不動就愛冒幾句莎士比亞經典獨白，包括《理查三世》裡開篇的那一段。既然他沒法演了，我索性就把這人物删了。說到底，賈格爾根本就是無人可以替代的。我非常喜歡他的演出，所以換别人來演，随便是誰，感覺都不合适。我是說真的，他真是一位好演員，隻不過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一點。許多年前，有一場滾石樂隊的演唱會，我正好在後台，親眼看到他跟别人在争論什麼事，他提到他特别喜歡的某款威士忌，化妝間裡本應備着，結果卻沒找到。忽然，他話說到一半，喇叭裡傳來一陣鼓噪，“各位觀衆，我們歡迎滾石樂隊出場！”他立即收起話頭，三步并兩步地上了舞台，面對數千觀衆，做出了我生平所見過最為魔性的演出。
而且他在我們劇組時的作業态度，我特别欣賞。開拍第一天，我們就遇上伊基托斯的全市大罷工，所有工作都停滞下來，大家都不敢離開酒店。賈格爾有輛車，是劇組預先替他租好的，供他在拍攝期間使用。這時候，他毫不猶豫地讓出了這車，讓我們用它來接送各位主演和群衆演員去外景地。因為他很清楚開拍的第一天，對所有人來說有多重要。他知道什麼是正事，懂得其價值所在，這一點我很欣賞。說到職業精神，他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很有冒險精神，珍惜各種挑戰。對我來說，失去他純屬無奈，那也是我導演生涯中最大的損失之一。相比金斯基，羅巴茲演出時的情緒沒他那麼強烈。他演的，更像是一位熱心腸的菲茲卡拉多。所以，如果當初他的版本能拍成的話，會和如今的版本完全不同。現在這部《陸上行舟》我固然喜歡，但羅巴茲和賈格爾的那一版，假設當初能拍完，我肯定也會歡喜。
羅巴茲退出之後，你曾考慮過要親自飾演這個角色。
【答】那隻是實在沒辦法的情況下，最後的一招。如果真讓我來演菲茲卡拉多，可信度上絕對沒問題，因為他在片中所做的事，幾乎就是我作為本片導演所做的那些工作。在這個虛構的人物和我之間，并不存在太大的區别。如果真是讓我來演，效果肯定不會太差，但也不可能有金斯基那麼好。所以能有後來這個結果，還是要感謝上帝。事實上，是米克·賈格爾建議我别親自上陣的。離開叢林時，我已精疲力竭。我飛到了紐約，在某家賓館和金斯基碰頭。在秘魯的各種遭遇，讓我身心俱疲。我本以為此時才跑來找金斯基，一定會被他大吼一通。結果他反倒是很體恤我，還特意開了瓶香槟。“我就知道會這樣，維爾納！我早知道了，我會演菲茲卡拉多！我們什麼時候開拍？我什麼時候能試衣服？我們什麼時候飛秘魯？”其實，我從一開始就考慮過要讓他來演菲茲卡拉多，但思前想後，反而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我相信換作別人，很可能也會犯同樣的錯誤，因為光看他以前演的那些電影，你會發現他從來就沒顯露過一絲一毫的幽默感。此外，我當初之所以沒找他，還因為我知道他這個人沒什麼恒勁。如今回頭再看，真不知道如果讓别人來演這角色，《陸上行舟》會變成什麼樣子。
他那天在紐約賓館裡的态度，真的讓我很欣賞，可惜等我們到達現場之後，看到要把汽船拖到那麼陡的山坡上去，他的心立刻沉了下去。他認定這根本就不可能做到，于是轉而成為所有消極力量裡面最大的一股。拍攝期間，我們一度趕上了潮汛期，我坐在小木屋裡，目不轉睛地看着急速奔流的河水、不斷擡升的水位。這時，有幾個人作為代表，跑來找我。顯然，他們是受金斯基委派的。他們讓我沉住氣，他們會保護我免受自己那些瘋狂想法和愚蠢念頭的影響，他們建議我放棄這部電影，最低限度，也該把山坡的傾斜程度再鏟平一些。此時，原本有六十度的坡度，已經改成了四十度。我告訴他們：“我是唯一還能沉得住氣的人。”一度，站我這一邊的人，一個都沒有。他們反複問我同一個問題：“為什麼就不能改一改劇本，把陸上行舟這部分整個去掉呢？”我的回答隻有一個：那麼做便意味着，我要說的這個故事的核心象征，也不存在了。
你當時接受過一次訪談，你說像《陸上行舟》這樣的電影，要是再讓你拍上一部，“拍完我就隻剩骨灰了。”
【答】我們有一位攝影問過我，如果趕上空難，拍好的膠片全都沒了，我會怎麼辦。我回答他，第二天我就重新再來過，按部就班，一步步工序再走一遍。
失去羅巴茲和賈格爾之後，拍攝暫時停滞下來。這時候，重新回到軌道上，抓緊重新運轉起來，事關重要。我們事先已訂好了馬瑙斯的歌劇院，好幾場重頭戲都要在那兒拍。而且旱季即将到來，不抓緊的話，拍攝用到的船隻，就都挪不動了。當然，我那時要應對的問題還不止這些。比如，那五百個印第安人，他們已在劇組忙了兩個月，我必須讓他們放心，這些付出不會白費。此外，我們的營地也因為白蟻侵蝕，狀況堪憂。所有這些都需要我去操心。由我們拍攝的地方，順卡米塞阿河（Rio Camisea）向上遊再走十天，那裡生活着阿瑪瓦卡人（Amahuaca）。那是一個遊牧部族，從傳教士到軍隊，無論誰想要接觸他們，結果都被拒之門外。當時，我們正趕上當地有記錄以來最幹旱的一季，河水已徹底枯竭。可能是為了尋找能食用的龜蛋，部分阿瑪瓦卡人被迫向下遊轉移，幅度遠大于過去。某晚，一片寂靜之中，我們劇組有三位來自當地的群衆演員，遭到阿瑪瓦卡人的襲擊。當時他們正負責替營地捕魚，結果其中一人的脖子和腿上，都被碩大的飛箭射中——看過萊斯·布蘭科的紀錄片《夢想的負累》的話，對這一幕你應該會有印象。那人的老婆也同時受襲，傷在了腹部。她中了三箭，情況危急。轉送别處風險太大，所以我們就在一張餐桌上為他們做了緊急手術，曆時八個小時。我一手拿火把，照亮她腹部的傷處，另一隻手拿驅蟲劑，不斷噴灑，驅趕成群結隊被鮮血引來的蚊子。其他群衆演員也發動了起來，三十名印第安土著離開營地，想找阿瑪瓦卡人報仇雪恨，把他們趕回自己部落，結果卻徒勞一場，根本沒找到對方。我住的小屋位于營地的邊角上，最為顯眼。印第安人堅持要在我睡覺的地方安排守衛，六個人拿着弓箭，站在了我的吊床邊。
想要把汽船弄上山，不可避免地也遇上了各種麻煩。更别提所有的零部件——此外還有從發電機、水槽、冰箱、一整套臨時電台、烤爐和廚房設備到制作服裝的布料、縫紉機、食物、牲口和一箱箱礦泉水的各種東西——都得從伊基托斯運過來。好不容易終于把船弄到了山頂，但山下另一邊的支流此時卻已幹涸，于是汽船在山頂上一停就是半年。我出錢請了一家人住在船上，負責看船，看到我們回來。他家有五個孩子，還養了好幾頭豬。後來我們又用了幾周時間，拍攝了汽船下坡的戲。伊基托斯基礎設施嚴重匮乏，所以我們拍得非常艱難。長途電話就是擺設，每天停電兩回，由鎮上通往我們辦公室的土路，基本上就是一片大沼澤，沒什麼出租車司機願意接送我們。即便有願意的，他們的車也都從裡鏽到了外，都快散了架。我們隻好自己用手抓着車門，不然開着開着，車門就要掉了。還有些車上，壓根就沒方向盤，司機靠一把扳手來控制車子。
将一艘真的船拖上一座真的山，你那麼做，是不是為了追求現實主義？
【答】汽船穿越激流時，颠簸之下，留聲機自動打開了，歌劇聲忽然響起。所有的現實環境聲，都被卡魯索的歌聲壓了下去，那種感覺就像是在做夢一樣。随着汽船開始沿着山坡向上走，鏡頭中出現的人物，也變得越來越少，感覺就像是它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自個兒滑過了山頭。如果我們當初把人都給拍出來的話，那才叫現實主義。那會讓觀衆看到，這次努力的嘗試，是一件了不起的人力成果。而我們現在這種處理方法，讓整件事看上去就像是被轉化成了一部歌劇，一部由發燒時胡亂做的夢和純粹的想象所構成的歌劇。那是一種高度風格化了的澎湃幻想，是叢林散發出的水汽的一部分。影片向最基本的自然法則發起了挑戰，輪船本就不應該能飛躍山嶺。菲茲卡拉多的故事，是失重與幻想面對重量與現實的一次勝利，是這種勝利帶給人們的興奮之情。面對地心引力，他迎頭而上。我希望的就是，到影片結束時，觀衆能覺得自己相比兩小時之前，變得更輕松了一點。
但那确實是一項十分艱巨的工程。
【答】有人質疑我們所做的事，針對我個人的指責也是沸沸揚揚，其中之一就是，說我在拍攝《陸上行舟》的過程中，拿人命在冒險。事實卻是，事無巨細，我始終非常小心。我專從不來梅大學請了一隊工程師來秘魯，檢查土質、坡度和拖動船隻所需的拉力。他們做了精密計算，繪制了圖紙。可惜，工程師提出的各種方案——包括在汽船下面安放充氣氣墊——都不具可行性。于是我又請了一位巴西工程師來負責整個拖船上山的工程。就是紀錄片《夢想的負累》裡，說我們有三成機會能成功的那一位。但他也沒堅持到底，才剛進到叢林裡，他就表示，從技術上來說，最大的坡度也就是二十度了，否則預先埋在船底，用來分擔其自重的固定樁，很可能會被連根拔起，會非常危險。他深信不疑，一場災難即将發生。在他走後，我索性自己接手，拍攝工作先停兩周。我讓人挖了更穩定的深坑，固定樁改用超大的樹幹，埋下去九米深，在地面上僅保留六十公分高度。計算物體的受力其實并非難事，就像是船底放上去，固定柱需要承受多少力這種。按照我們當時的做法，那船哪怕再重十倍，它都承受得起。此外，我們還用上了更重更牢的滑輪組，總之安全保證綽綽有餘。
可惜當時沒能用杜比聲将這過程給錄音下來。汽船上山時發出的噪音，那真是歎為觀止。緊繃至極限的鋼纜，它們發出的聲音讓人聽着非常痛苦，那種現場聲，後期音效是不可能做出來的。壓力之下，鋼纜溫度升高，由内向外變得通紅。此時你唯一可做的，就是盡可能釋放它的壓力，同時盡量離鋼纜遠些，因為萬一它在此時崩斷的話，那破壞力，肯定就像是有人拿一根巨型皮鞭抽了你一下，立時斃命。我尤其注意的是，拖船上山的過程中，絕不能讓任何人靠它太近，尤其是不能跟在它後面。但當中有個鏡頭，需要那些印第安人離它稍微近些，他們提出要求，我也得和他們并肩站在一起，他們才肯站過去。我二話沒說就照做了。船的後部與整台布景的其餘部分之間，我們做了區隔，這樣子，即便鋼纜忽然斷開，汽船順坡滑落，也不會有人受傷。總之，拖船上山的過程中，無人涉險。這指的不光是演員，還包括所有的技術人員和群衆演員。
負責推動旋杆的，是七百名印第安人，但拖動船隻的力量，不光來自于此。我從得克薩斯運來一台推土機，預先用了幾周時間，清出一條上坡的道路。到拍攝時，那些印第安人确實是在用力推動旋杆，但這部分主要還是象征性的，大部分力量還是來自那台推土機。說穿了，所謂陸上行舟，借助的就是最基本的物理原理。倘若我們有個一萬倍傳動力的滑輪組，從理論上來說，我用一根小手指，就能把船拉上山。所需的力量非常之小，但用力的過程非常地長，我的小手指把纜繩拉上八公裡，船隻會往上挪動十二厘米。我記得是阿基米德說的吧，給他一個支點，地球都能撬動。想當初，曆史上那位菲茲卡拉多，他的陸上行舟，那船的分量可要比我們的輕得多，而且他是把船拆散了，再由一條河運到另一條河的，到了之後，再讓人把船重新組裝起來。所以，我們做的這件事，在人類的技術史上，那都是史無前例。誰都知道，要做成這件事，困難來自于傾斜的坡度，還有暴雨造成的山體滑坡。雨水令山上一片泥濘，汽船不斷陷入其中。這樣的事情，以後也沒人會有這需要，去再做一遍了。我是個專門挑戰無用之事的冒險家。事實上，幾年前我拜訪過梵蒂岡圖書館的檔案室，發現聖彼得廣場上那座方尖碑，當年人們把它豎起來時，所采用的方式，與我拖船上山的做法如出一轍。想想看，我自己鑽研出那套辦法來，已是那麼多年前的事了，結果卻發現，早在一五八六年，這辦法已經被用過了。
但時至今日，還是有人相信，有印第安人在陸上行舟的過程中，送了性命。
【答】片中有個鏡頭，汽船好不容易沿着山坡向上動了起來，但很快又向下滑去，壓倒了幾個印第安人。有人以為他們那是真被壓死了，這說明我這場戲組織得很好，而且我有足夠的勇氣，把他們倒在船底，埋在泥裡的屍體給拍出來，這都讓我覺得自豪。幸好，萊斯·布蘭科也拍了這組畫面，并且用在了《夢想的負累》裡：那幾人又從船底爬了出來，面帶笑容，然後他們跳到河裡，洗淨了自己。所以說，畫面拍得太過逼真，有時也會引來匪夷所思的責難。
拍攝期間确實也發生了幾起事故，但和實際的拍攝工作，全都沒有直接關聯。劇組的印第安人，好多都來自于山區，不識水性。但有時候他們會拿着劇組的獨木舟，劃至河心。這樣的事，我都親眼見過好幾次。最終，我決定把獨木舟全都移到更高的平地上去，甚至還加了鍊條，全都鎖在了一塊兒。某天，我坐快艇經過一處河灣，看見岸上圍着好多人，人聲鼎沸。我當即便意識到，一定是出事了。原來，剛有一艘獨木舟，就在這附近傾覆了。我躍入水中，想把那兩個不幸的年輕人找回來。最終，一人安全上岸，另一人卻葬身河底。三天之後，征得部落長老的同意，死者十五歲的妻子迅速改嫁了。沒過多久，我們有架飛機在叢林跑道起飛時，輪子帶起一段樹枝，樹枝被卡在了尾翼部分，影響了飛行高度的操控。飛機陡直上升，在半空中忽然失速。好在最終有驚無險，所有人都活着回來了，但有幾位傷得很厲害。劇組設有醫務室，聘請了專擅醫治熱帶疾病的大夫。整個拍攝期間，有超過一千名當地人在這裡接受了治療，結果有一老兩小，共三人不幸死于貧血，但所有這些人，都和我們電影沒什麼關系。
不用說，拍攝過程中發生的某些事，責任确實在我。有那麼一場戲，汽船穿越激流。拍的時候，助理攝影賴納·克勞斯曼（Rainer Klausmann）手拿攝影機，坐在水流中一塊突出的礁石上。石上青苔密布，腳邊又是流水湍急。光是上到那塊石頭去，就已很不易了，更别提上去之後，他還得平穩地操控攝影機。結果，需要拍的鏡頭，我們都成功拍到了。但在此過程中，汽船猛烈碰撞河裡的礁石，龍骨壞的非常厲害。船剛駛過激流，便擱淺在了一片沙洲上。大家都急壞了，忙着想把它弄下來。旱季即将來臨，到時候水位還會下降，再想把船救回來，就更沒可能了。衆人一門心思都放在這事情上，好不容易終于搞定，入夜之後才回到營地。第二天一早，吃飯的時候我才發現克勞斯曼人不見了。我問周圍人，有誰昨晚見過他嗎，結果大家誰都沒印象。那隻有一種可能，頭天拍完，他還在那片礁石上，我們把他給忘了。我跳上小艇，全速前進，趕去那段激流。果然，他還在那兒，凍得渾身發抖，勉強坐在礁石上。他氣壞了，但我想換誰都會這樣。事實上，這也不是他第一次碰上倒黴事。靠近伊基托斯的地方有一段支流，因為不是活水，按理說很可能會有食人魚。不過當地的大人小孩都會去那兒遊泳，所以我們也沒在意，都常會去那裡。某天下午，大家正在那兒嬉水，忽然傳來一聲慘叫，隻見克勞斯曼慌不擇路地朝着岸邊遊去。他有個腳趾的腳趾尖，被食人魚一口咬掉了。為此，他拄拐杖拄了好幾星期。
還有一次，我手指上弄出一個挺深的傷口。看過《夢想的負累》的話，你可能會有印象，當時我手指上裹着白色的電工膠布，那就是因為這個傷口。之後沒過多久，傷口附近的皮膚底下出現了紅色條痕，由手指經過手肘，一路通到腋窩。我去了醫務室，大夫說要打針。在那之前，他也隻是随口問了一句：“你青黴素過敏嗎？”我說我也不清楚。“那就先測試一下吧。”他給我做了皮試，幾秒鐘的功夫，我就渾身起了反應。大如鋼鋪的紅斑布滿全身，兩隻耳朵都變成了紫色，腫得老高。如果他沒給我做皮試，直接注射，估計我一定會當場死掉。後來還有一次，某個晴朗的日子裡，我正走在船甲闆上，眺望着遠處的叢林風光。走了幾步，我停下來，想要倚在船欄上。沒想到，那段欄杆之前才剛修過，結果沒有裝牢。随着它的脫落，我整個人落入水中，正好跌在這一模一樣的兩艘汽船中間的水面上；它倆相距約九米。我眼瞅着河裡的渦流，把兩艘船越推越近，趕忙拼盡全力遊離那片水域，否則一準會被它們擠扁。
随着前期籌拍越拖越久，關于你虐待當地人的說法，也開始浮現。
【答】早在我們連攝影機都還沒帶過去，早在那之前好幾個月時，就有媒體想把我和當地軍事政權聯系在一起，把我說成是剝削當地印第安人的一股主要力量。事實卻是，沿馬拉尼翁河（River Maranón）航行的過程中，因為沒去申請官方許可的緣故，有一段時間裡，我們曾多次淪為那些士兵的階下囚。我之所以沒去辦那些手續，是因為我覺得，與其找遠在利馬的政府申請許可，我應該直接去找那些就生活在河上的印第安人才對。到達瓦瓦伊姆（Wawaim）之後——那就在我們想要陸上行舟的地方附近——我們和住在那兒的當地人談了很久，對方非常樂于配合。雙方簽了合同，他們需要做哪些事，提供什麼服務，每個人又能拿到多少錢，都做了詳細說明。相比在伐木場幹活，他們替我們工作，能多賺兩倍工資。
在當時，那一整片區域裡，幾個相對來說規模較大的印第安人社區，正在經曆一場權力鬥争，形成了針鋒相對的政治派别。我們的出現，被他們拿來當成借口，用以争取更多勢力範圍。反對我們的一方，是一段距離之外，某個非官方的阿瓜魯納人（Aguaruna）部落委員會。他們堅稱自己代表的是該區域所有土著人團體，但就在我們安營的地方，許多印第安人壓根就不知道存在這麼一個委員會；即便知道其存在，也不願和他們有什麼交集。與這委員會的說法不同，他們根本就沒法代表阿瓜魯納人的真實想法。委員會把輸油管和軍方的介入，全都歸罪在我們劇組頭上，目的其實是為自己沽名釣譽。他們散播了不少奇奇怪怪的流言，包括說我們打算在兩段河流當中挖條運河出來，将其連通，那樣就會有好幾片印第安人聚居區，被分割成彼此孤立的小島；又說我們要把當地土著都運回歐洲去，要強奸當地婦女，拿他們的屍體熬油。媒體也火上澆油，幾乎從一開始就報道說我們拍戲是假，走私軍火是真，而且拍攝期間毀了好多印第安人種的莊稼。問題是，此時我們根本就才剛開始前期籌備，所謂的拍攝，那是幾個月後的事了。
外來者相繼介入，試圖煽動印第安人造你的反。
【答】一個專事政治宣傳的法國人出現了，給當地印第安人看了不少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照片，累累白骨、屍橫遍野。當時有不少政治活動家，一下子都湧進了這塊區域，他還隻是其中之一。他們渾身上下充滿教條主義的狂熱，盲目信奉左派意識形态，在一九六八年那場革命結束之後，幻想破滅，離散到了海外各處，但仍憧憬某天能卷土重來。有位印第安人領袖給我看了他們拿到的宣傳材料，法國人試圖說服他們相信，時至今日，德國人每到一處，仍會犯下這些罪行。
籌備工作已進行了數月，邊境線上的軍事氣氛越來越濃，讓人脊背發涼。某天，我們途徑下遊一處軍營，槍聲響起，子彈由我們頭頂飛過。上岸之後，我們被軍方扣押了好幾小時。我這才打心底裡開始懷疑，是不是還應該繼續留在這片區域。最終，我決定放棄現有的這處外景地，放棄已搭好的營地，另覓他處。這次拍攝，我對于外景地有非常明确的要求，所以再想找到這麼一個地方，其實并不容易。亞馬孫運河絕大多數的支流，彼此之間都相距十幾公裡，中間往往會隔着兩千五百多米的高山。而我需要的，是兩條保持平行的河流，但有些地方又要近乎于彼此相接。它們當中還得隔着一座山，山不能太大，也不能小。我們看了航拍的畫面，也咨詢了飛行員和地理學家，最終得出結論：整個秘魯隻有兩處地方符合這一要求。一處正是我們才剛撤離的區域，另一處則位于南面一千六百多公裡的叢林深處。那地方位于伊基托斯南面約一千三百公裡處，在卡米賽阿河與烏魯班巴河之間，中間有片海拔一百八十多米的高地。事實上，我是先撤離前一處營地後，才找到這第二個外景地的。但這也是形勢所逼，當時我已能清楚感覺到，我們的存在日益成為焦點，矛盾一觸即發，甚至有可能升級為災難。别無選擇隻能走。
有些人沒跟大部隊走，還是留在了第一處營地裡。于是我在那兒保留了一處醫療所，我覺得隻要自己還出得起這個錢，就該在那兒留位大夫。而且我希望這麼做能讓形勢有所緩和。可惜，就在營地幾乎全部撤空之後，從部落委員會來了一群根本就不住在附近的阿瓜魯納人，将整個營地付諸一炬。而且他們還帶來了攝影記者，明顯就是媒體在故意制造新聞。大約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記不清究竟是之前還是之後了——邊境線上秘魯與厄瓜多爾的大戰，就在距那處營地咫尺之遙的地方打響了。
有人在德國設了個法庭，想要對你做缺席審判，審判你的各種罪行。
【答】罪名是酷刑折磨與非法囚禁印第安土著。真是挺莫名其妙的，所以就連向來喜歡這種新聞的媒體，也不是百分百都對這審判持有興趣。法庭認為，那是一群從未接觸過白人的印第安人，我們就那麼占領了他們的地方。可隻要你睜大眼睛看看，就會發現真相再明顯不過，那根本就談不上是入侵，他們也不是與外界從無接觸的土著。相對來說，阿瓜魯納人是秘魯土著中較為見多識廣的一支。從政治角度來說的話，他們更是所有部族中組織最完善的。他們甚至還主動向我表達過某種擔憂，生怕這電影上映後，觀衆會覺得他們印第安土著的生活方式，太落後于時代。我們帶去的各種現代科技設備，他們看在眼裡，沒人大驚小怪。他們平時通訊聯系靠短波，看的是功夫片錄影帶，抽的是“好彩”牌香煙。他們中大多數人服過兵役，坐過直升飛機，能說西班牙語的也不在少數。《夢想的負累》裡就拍到過，一些阿瓜魯納人身上穿的都是印有約翰·特拉沃爾塔（John Travolta）《周末夜狂熱》的文化衫。
針對我的這些指控，全都不攻自破，剩下唯一一條看似言之鑿鑿的罪名，說我指使軍方逮捕了四名印第安人。于是我決定跑一趟聖瑪利亞德涅瓦（Santa Maria de Nieva，秘魯城鎮，位于該國北部亞馬孫大區，是孔多爾坎基省的首府），還自己清白。搞了半天，那四個人确實都在牢裡，但和我們劇組，全都半毛錢關系都沒有。其中有一人，之所以被關押了大約一周，是因為他到處喝酒，從來都不付賬。于是我請國際特赦組織出面，針對侵犯人權的說法，做個調查，結果他們得出結論，所有這些都與我無關。然而，媒體這時候反倒不怎麼關心這事了。《明星周刊》（Der Stern）上的一篇報道就是個典型。他們原本派了一位攝影記者過來，那人在我們劇組拍了少說有上千張照片，結果文章發表時，那些照片一張都沒用上。他們反而從自己圖庫裡找了一些亞馬孫印第安人赤身裸體、捕魚捉蝦的照片，登在了上面。意思是說，我們打攪了當地土著那一方“未被污染的”淨土。但事實卻是，别說是四人被捕，哪怕隻是有一人因為我們的緣故而被捕入獄，我都一定會幹脆放棄這部電影的籌備的。
你前面說到過，對付流言蜚語最好的辦法，就是索性把它說得再誇張、離奇一些。
【答】拍攝期間，意大利媒體忽然爆出猛料，說克勞迪娅·卡迪娜被卡車撞了，傷得很嚴重。有個記者不知怎麼的，從意大利把電話打到了伊基托斯，居然找到了我。當時在伊基托斯，常要花費兩天時間，才能成功撥出一通電話。他急壞了，我卻平心靜氣地告訴他，别擔心，卡迪娜很好，我才剛和她一起吃過飯。但謠言的制造機器繼續運轉，她受傷的消息很快傳到了世界各地。兩天之後，還是這位記者，又從羅馬打來了電話。我靈機一動，對他說：“這位先生，請你接下來在報道的時候，别再重複你已寫過的内容了。因為真相要比你所知的嚴重得多。克勞迪娅·卡迪娜不僅被卡車撞得嚴重受傷了，而且那司機是個赤腳的醉漢，眼看受害者失去了知覺，竟然當着許多旁觀者的面，對她實施了強奸。”電話那頭，一片寂靜，過了二十秒，他挂上了電話。從此以後，再沒人提及此事。
那我希望通過我們這本書，能幫你粉碎某些不實傳聞。
【答】沒必要，這本書還有别的用處。靠我的電影本身，就能很好地駁倒那些說法了。菲茲卡拉多曾講過一個故事，那是一個獨自生活在北美邊遠地區的獵人，他是曆史上第一個親眼見到尼亞加拉大瀑布的白人。在當時，被後人稱為“朝聖者”的首批英國移民，也才剛剛登岸。可是，旁人并不相信這人所說的，給他扣上了騙子的帽子。他們問他：“你說你看到了瀑布，有什麼證明嗎？”這人的回答很簡單：“證明就是我看見了。”同樣道理，我——以及許多當時也在場的人——就是《陸上行舟》拍攝期間那些事的見證者。什麼是真什麼是假，我們心裡清楚。我早就發現了，媒體炮制的那些故事裡，總是存在着另一個維爾納·赫爾佐格，他和真實的我沒有半毛錢關系。那就随它去吧。
近些年來，這種不同于我的另一種的赫爾佐格，更是一下子冒出來許多個，時而反應遲鈍，時而又變得相當智慧。有個冒牌貨扮成了我的樣子，給小孩子念繪本，可惜效果非常糟糕；還有人模仿我的樣子，念起我寫給羅莎莉娜的一封信——我家的清潔女工。那人扮得同樣很假，不過效果還算有趣。問題在于，他讀信的那段錄音，效果很糟，而且到最後他明明已經亮出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可還是有不少人跑來問我，那究竟是不是我。類似這樣的滑稽模仿，不管效果有多誇張失實，我向來是從不否認的靠着互聯網，它們現在傳播擴散得非常之快。至于清潔女工那一次，我更是會向所有來問我的人解釋說，我正在積極地想辦法，能早日經由有關部門，将她遞解出境，遣送回她尼加拉瓜老家。一邊是各種謠言，一邊是我，當中隔着一面堅固的盾牌，它由各種假冒的赫爾佐格構成。生活在當下，這給了我一種安全感。他們的拙劣模仿，外界形成的誤解，反而給了我庇護，成了我不請自來的保镖。所以面對這些謠言，我不僅不急着粉碎它們，反而還要想盡一切辦法，讓它們繼續流傳下去。讓它們發芽，讓它們壯大，讓那些傳說像蘑菇一樣地迅速生長吧。這樣的二重身（doppelgänger），這樣的傀儡，多多益善。不管多誇張都沒關系，我要的就是他們替我去戰鬥。他們能頂在前頭，我就可以安心繼續幹我的正事了。
《夢想的負累》裡，我們看到汽船穿越激流時，你和金斯基都還站在船甲闆上。
【答】有一次，在水流的巨大沖擊力下，固定汽船的十四根鋼絲繩，齊刷刷都被拉斷了。船上當時隻有兩人，廚子和他懷有身孕的妻子。它在無人掌舵的情況下，就那麼順着激流漂走了。這事來得突然，所以很不走運，沒有攝影機能捕捉到這一幕。我們花了幾天時間，又把汽船拖回原來的位置。這一次，我們預先安排好三組機位，将它在激流中左搖右晃航行的畫面拍了下來。不過這一次，船上空無一人。汽船無人掌舵，接二連三地撞向左右兩側的礁石。我由懸崖上俯瞰這一幕，判斷出即便有人站在船上，這段行程的安全性應該也沒問題。事實上，最先有這想法的并不是我，而是劇組裡其他幾位成員，他們強烈建議我再拍一次。金斯基也馬上躍躍欲試的，什麼樣的畫面拍出來，放在大銀幕上效果上佳，他在這方面向來都很懂行。所以他相信，這場戲一定不能缺了他。我其實倒是有些猶豫，所以那一次真的是被他趕鴨子上架了。
上船的共有七人，機器帶了三台。萊斯·布蘭科也一塊兒來了。我們用兩根皮帶，将豪爾赫·威尼亞迪（Jorge Vignati）連人帶攝影機綁在了船舵後的牆壁上。結果船身撞擊礁石時，他被皮帶重重一拉，斷了幾根肋骨。第二部攝影機無須手持，而是用螺絲固定在了甲闆上，但攝影師彼特·普萊瑟（Beat Presser）腦袋撞在了攝影機上，出了腦震蕩。托馬斯·毛赫和我則專門跟着金斯基拍，有一下撞擊得特别猛烈，攝影機上的鏡頭，像子彈那樣飛了出去。全程我都一手拉着毛赫，一手牢牢抓住船艙上的門框，結果還是一起重重跌倒了。人飛出去的時候，毛赫雙手仍緊抱着攝影機不放，結果他的手直接砸在了甲闆上，虎口撕裂。更要命的是，兩天前為給那兩個被箭射中的印第安人做手術，麻醉劑都用完了。權宜之計就是，劇組早先雇了不少秘魯工人過來伐木、劃船，當地傳教士就建議我們，營地要專門配備兩名妓女，以免那些男人出去惹是生非，招惹别處的女性。這次，在不使用麻醉劑就給毛赫縫針時，其中一名妓女給了他很大安慰，減輕了他的苦痛。她把毛赫的腦袋埋在自己胸口，溫柔地說着各種甜言蜜語。
汽船穿過激流之後，我們立即全體下到岸上。幾乎也就是在這一瞬間，船一頭紮進了前方的碎石灘，擱淺了。船體被錨刺穿，龍骨也像是被打開的沙丁魚罐頭蓋子那樣，整個扭成了麻花狀。好在這船造得确實很牢，内部加了強化鋼襯和起保護作用的多個空氣艙，它竟然沒沉。我們試着想讓它回到水中，但幾經努力，不得不面對事實，想要挪動它，隻有等半年後的下一個雨季了。發生這種情況，我們也并非全無準備。畢竟，拍攝過程中汽船傾覆沉沒的可能性。原本就存在。那條河的河水流速在每小時六十公裡以上，而且遍布漩渦。所以，我們的備案就是山坡上的那另一艘汽船，按計劃，我們要把它從山坡那頭運下去，進入另一條支流。到時候就能接着拍在河裡航行的戲了。結果卻是禍不單行，當時的水位竟降到了有記錄以來的最低值，從十二米一口氣降到了六十厘米。這便意味着，山坡上那艘船也沒法運下去，運入另一條支流了，因為那條支流裡根本就沒什麼水。就這樣，兩艘船全都成了擺設，我們隻能靜待雨季到來。
印第安人為什麼要幫助菲茲卡拉多？
【答】他們有一項神秘使命要完成，對此菲茲卡拉多始終有些不明就裡。觀衆也是，影片絕大部分時間裡，他們都被蒙在鼓裡，不了解這些印第安人的真實動機。他們如此艱難跋涉，費那麼大功夫陸上行舟，究竟是出于什麼目的，我們始終不太理解。一直要到那艘船沖入激流的時候，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印第安人一直以來都和菲茲卡拉多一樣，執迷于自己的某個夢想，隻不過，那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夢。菲茲卡拉多夢想建座歌劇院，而印第安人想的卻是，這激流中住着惡靈，要想除掉它們，隻有拿這艘船來當祭品。将纜繩松開，讓船自生自滅，就能讓這片土地擺脫厄運。這是他們自我救贖的機會。“他們知道我們不是神仙，”船上的廚子說，“但他們對這艘船，真的挺印象深刻的。”結果，菲茲卡拉多和印第安人，一輸一赢。但他臨了還是随機應變，靠着自己強大的想象力與無中生有的勁頭，又将這次失敗轉化成了某種勝利。影片結束時，不可否認，菲茲卡拉多已一文不名，但誰都看得出來，用不了多久，他又會不安分了。這是一個始終堅持自我的人，說不定他又會拾起多年前半途而廢的那個穿越亞馬孫的鐵路項目，将之完成。
那些印第安人替你們幹活，有沒有從中獲得什麼長久的利益？
【答】叢林很大，我們隻到了那麼一塊地方，而且停留的時間其實很短。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實給他們帶來了幫助。因為劇組的到來，意味着世人開始關注這些生活在秘魯雨林中的印第安土著。拍攝的時候，我們是有意識地想要替他們多做些事，而不僅僅隻是按勞取酬。有些印第安人想當護士，于是我讓營地的大夫為他們提供了培訓。年輕人夢想着能買本田摩托，那是他們服兵役時培養出來的愛好，但叢林裡根本就沒合适的道路，即使買了也沒用。包括可可粉在内，他們的各種收成，都要靠獨木舟送去就近的市場。結果往往被遊商以很低的價格收進，差價都被他們在更下遊的地方轉手賺進了。所以，劇組的工人、木匠教會了他們如何修剪更大型的船隻，自己去找尋更大的市場。
但相比之下，最重要的一件事還在于，我們發現不少石油公司和伐木工廠已看上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垂涎欲滴。我必須要阻止他們大肆侵占、掠奪的做法，于是先派了一位勘測員，去把土地丈量一下。那片叢林以前從未明确劃定過邊界，所以我想幫助當地人，保護好他們應有的權益。結果，我們在法律上遇到不少棘手難題。哪怕請了律師出面，哪怕我找了各種門路，塞了紅包，結果還是被官僚機構的重重迷宮，弄得不知所措。于是我讓印第安人推選了兩位代表，我帶着他們一起去了首都利馬。接待我們的官員不少，連總統費爾南多·貝朗德（Fernando Belaúnde）都去了。他承諾會提供協助，盡其所能，幫助他們成為那片土地的合法擁有者。但他也說了，他不同意印第安人的說法，說他們自古以來就生活在那一區域。總統告訴他們，就法律而言，那并不成立——哪怕是誰都能看得出來，他們的祖父輩就已經住在那兒了。貝朗德說他隻看證據，否則全是道聽途說。但我告訴他，按照英國習慣法的規定，道聽途說也可以算是合法證據。
一九一六年時，在現在是加納的那個地方，就有過先例。某些來叢林生活的白人移民，曾騙印第安人說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利馬，這世界上也沒有海洋這東西。于是我帶着那兩位印第安人代表去了海邊。他們看得如癡如醉，新買的牛仔褲和T恤都沒顧得上脫，就奔向海邊，趟起浪來。他們嘗了海水的味道，還用空酒瓶滿滿盛了一瓶，填上木塞，要帶回去做證明。
等到我回那兒拍《我最親愛的魔鬼》時，那些印第安人已成功收回這片土地的所有權。要知道，就在河的另一邊，那片不屬于印第安人領地的地方，就有一片石油公司的營地和機場。整個這片區域，地底深埋着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天然氣資源。但時至今日，在印第安人的這一邊，從未有人來做過開采。可見，他們是真的把它控制在了手裡。這讓我覺得，雖說他們本來就手握道義，曆史也站在他們這邊，但我們還是幫上了一點小忙。
二十年後，你出版了當時寫的《陸上行舟》的拍攝日記。
【答】片子拍完十年之後，我第一次重看那些日記，發覺已無力應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都沒勇氣去研究當初做的這些筆記。那些文字都是用超小号的字體寫的，隻有我自己認識，但也得用上顯微鏡。那已經是最小号的字體了，再小都不可能，因為沒有那樣的鋼筆存在。現在想來，我也不知道當初究竟為什麼要這麼做。按理說，我平時寫字都是正常字體。那日記實在寫得太難認了，所以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索性也就不去想這事了。但到最後，我妻子給我買了付有放大功能的眼鏡，就是珠寶鑒定師戴的那種。她告訴我，要是我自己不去編輯、出版這些日記，那等我一死，就會有别的人來做這件事。如今有了這眼鏡，我也失去再拖下去的借口了。
過了那麼多年之後，第一次翻開那些日記，我這才發現，有好多事，不看當時的記錄，我都已經忘記了。最終，我把日記從一千頁删到了三百頁，出了這本《無用功》。當中有一整年的内容，實在是太不忍回首，所以完全跳過，沒收入書中。在這些文字中，有種讓人透不過氣來的緊迫感。我敢說，它的生命力，一定會超過我所有的電影。雖說是電影拍攝日記，但那其實是最廣義上的一種文字記錄。它更像是一件文學作品，熱情、執着地記錄了我當時遇到的各種情況，以及我的各種反應。我的思緒常像是脫缰的野馬，幻想出各種發燒時胡亂做的夢。在叢林裡拍攝電影，常有靈感迸發，眼前會見到各種畫面，我也将它們畫在了日記裡。壓力越大，看見這種異象的頻率也就越高。我會虛構出各種詭異的事故與幻想，用文字将它們記錄下來。我相信隻要我那麼做了，說不定它們就不會在真實生活中發生了。那就像是做了不好的夢，說破它，也就沒事了。比如說我幻想過，陡坡上的汽船，整個滑落下去，拉都拉不住。它去勢如同魚類，一路向下，撞上了沙灘上洶湧的人潮，深深陷入沙坑，一個冷飲攤也被它撞飛起來，抛向半空。
面對困難的時候，有些人會去音樂和宗教裡尋找心理慰藉。相隔多年再讀這些日記，我卻明顯看到，面對當初拍攝時的天下大亂，我是把語言文字當成了心靈的庇護所。對我來說，那一直都是個很有力的精神支柱，我甚至懷疑，相比電影，文字才能更清晰地傳達我的真實想法。或許我當作家要比當導演更好。
萊斯·布蘭科那部電影為什麼要叫《夢想的負累》？
【答】電影給予我們更多勇氣，幫助我們超越日常生活的限制，鼓勵我們認真對待内心的希冀和向往，實現夢想。情況糟糕的時候，我就先回次德國，想辦法穩住各位投資商。他們問我是不是還要堅持下去。我反問他們：“辦成這事，需要力量和意志，你們真的有這些嗎？怎麼可能問出這樣的問題來呢？要是我半途而廢，那我成什麼了？一個沒有夢想的人！所以《陸上行舟》我是一定要拍下去的，不成功便成仁。”拍攝過程中，我不允許自己産生一星半點有所懷疑的私人情緒。我不可以放棄希望，要是當初有哪怕一秒鐘的工夫，我猶豫了，恐慌了，整個項目肯定立馬轟然崩塌。除了米克·賈格爾那角色之外，可以說整部影片最終拍出來的效果，和我一直以來的預期，基本上完全相符。克勞迪娅·卡迪娜也和我說過：“四年前你來羅馬，向我介紹你的構思，還有我們必須要克服的各種困難。現在片子拍完了，我也看過了，可以說和你最初的描述一模一樣。”
如果說，看完《陸上行舟》，你受到了感染，也鼓起勇氣去努力追求自己的夢想，那我這電影就算沒白拍。如果有人看完我的某部電影，走出影院時，心裡不再感到那麼孤獨，那我創作的初衷就可以說是全部達成了。
文學史上的名詩，你一讀就能感受得到，此中有深意。有時候，看電影也能帶給你類似的感觸，一下子産生頓悟，宛若醍醐灌頂。或許我拍的那些電影裡，有些偶爾也達到了這種高度。
《夢想的負累》裡倒是還保留了一些有羅巴茲和賈格爾出場的畫面。
【答】總有人問我，我拍戲時能不能來探班，能不能把我拍電影的過程也拍下來。我會回複他們，來了也看不到什麼特别的事情，肯定都是漫無止境的再平常不過的瑣事。我沒邀請萊斯來叢林，是他自己非常想要來。他說要來拍部紀錄片。說實話，起初我挺猶豫的，不希望有人拿着機器拍我們。我本就很讨厭那種關于電影人的電影。我幹活的時候，不喜歡有人拍我。那就像是在家裡做飯的時候，要是有個人一直盯着你的手看，你肯定馬上會變得手忙腳亂，有失水準。不管是誰，有人盯着你看和沒人盯着你看，做出來的事肯定會有所不同。而且通常說來，拍電影的人自己出現在電影裡時，往往顯得莫名的尴尬，慘不忍睹。我也屬于這一類。
是湯姆·勒迪給我看了一些萊斯拍過的電影，我一看就很喜歡，尤其是那部《全花光》（Spend ItAll）。那裡頭有場戲，一個男人自己拿把鉗子就把牙給拔了。後來拍《史楚錫流浪記》時，我也借用了這橋段。他的電影以最為生動的方式，記錄了美國人生活中那些正在消失的邊緣人、邊緣事。此外，我也喜歡他做的飯，還有他整體上的人生态度。等到真的進了叢林，我又發現，他的存在對我們來說很有裨益。大多數時候，他就像是一隻正在孵卵的南方牛蛙，抱着一罐啤酒，毫不起眼地待在那裡。但他其實很清楚什麼時候該把機器打開，什麼時候會有重要的事發生，值得記錄下來。其實我最喜歡他的一點還在于，他這人不光是寡言少語，很多時候幹脆就是不言不語。但别看他話不多，不知怎麼的，總能和大家打成一片。還有一件事，他也成功說服了我：不管我有多自信，一定能完成這片子，但萬一它不幸夭折了，有他拍的那些畫面，這次冒險任務至少還能有些記錄存世。
他不是那種為拍到自己想要的畫面，會扮成小醜刻意去讨好拍攝對象的人。他的觀察力出奇敏銳，針對拍攝對象，也會深思熟慮後有他自己的主觀判斷。他對印第安人如何發酵絲蘭的興趣，絲毫不亞于他拍攝《陸上行舟》制作特輯的興趣。很多時候他幹脆就留在了營地裡，觀察土著如何做飯。某天吃早飯時，我告訴他今天有大事情要發生：這是我們幾個月來第一次的嘗試，真的要準備陸上行舟了。“我之所以來這兒，不是為了拍大事情。”萊斯回答我說。果然，那天他沒來拍。到了晚上，他跟我解釋說，這一整天，他都忙着在拍一隻螞蟻，看它如何搬動一根鹦鹉的羽毛。我一直很喜歡他這種态度。後來重看我當時寫的日記，兩相對比，發現他鏡頭記錄下的很多東西，和我同一時間裡觀察到的事物，完全就是兩碼事。
我喜歡《夢想的負累》，但那裡頭拍到的我，有時候形象并不怎麼正面，事後甚至還給我造成了不小的麻煩。影片還未徹底剪完，他就在特柳賴德電影節上放了幾分鐘片段。因為缺少上下文的關系，我說的有些話，聽着像是執着過了頭，已經到了危險的地步。《夢想的負累》的旁白裡說了，整部影片，我原本大可以不在伊基托斯拍攝，那樣的話，對所有人來說都會方便許多。但正如我解釋過的，我對于這片子的地理環境有明确要求，出了伊基托斯，方圓一千六百公裡一馬平川，根本就沒海拔超過三米的地方。還有，《夢想的負累》裡有一處，我說到了有人在拍攝期間死掉的事。其實我還具體解釋了這事發生的背景，但萊斯選擇沒把它剪進去。于是，我聽着就像是一個隻顧完成電影，不管别人死活的混蛋。它帶來的惡名，我背負了整整有十年。在我向他指出這些事實出入之後，萊斯當即提出，要重新剪輯一遍。但我告訴他，沒必要費這功夫。别人犯的錯誤，别人對我的誤會，我如果得一條條去糾正過來，那其他什麼事都不用幹了。所以這部《夢想的負累》，從頭至尾，決定權始終在他手裡，我從未加以任何幹涉，哪怕我明知那有可能會給我造成傷害。而且我覺得有必要指出一點，萊斯隻過來拍了五周，但《陸上行舟》一共拍了四年。所以《夢想的負累》也僅僅隻是管窺蠡測而已。
羅巴茲和賈格爾那些戲，我完全沒有備份。萊斯電影裡那些，就是碩果僅存的全部了。電影拍完，我不需要的素材就全都當垃圾扔了，他搶在我前頭救下了那些東西。單憑這一點，就足以讓我慶幸，還好他拍了這部紀錄片。在我看來，《夢想的負累》至今都是影史最出色的“制作特輯”電影。但我還是覺得，沒必要非得刨根問底，什麼事都弄個清楚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