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磁共振》入圍2022戛納主競賽，導演蒙吉是剖析當代羅馬尼亞社會的手術刀，他的《四月三周兩天》《山之外》等影片，均以現實主義的手法，冷靜克制地撕開混亂的社會現象，直指批判性的本質。《核磁共振》同樣如此，片名來自男主馬蒂亞斯的父親做腦部檢查的場景，父親體内的頑疾隻有通過現代技術的核磁共振才能檢查出，民族根處的頑疾，也亟需一場社會範圍的核磁共振。以下将從音樂、影像與角色設計的角度，論述影片對民族頑疾的展現。
一、 音樂：重複中窺見他者
影片借助王家衛《花樣年華》中梅林茂創作的《Yumeji's Theme》，首先與馬蒂亞斯（以下簡稱M）的婚内出軌鋪設了背景，《花樣年華》同樣講述了有關婚外情的故事。樂曲一共播放了三次，前兩次均在M與情人奇拉相會的時候，第三次并非連貫播放，由奇拉用大提琴演奏前半段，被進入的M打斷後，再于M去獵殺“熊”的路上播放，此時奇拉與法國環保主義者的偷情已然公開，M從背叛者變為了被背叛者。至此，強烈的情感之火熄滅，由奇拉和M所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矛盾徹底激化。
選用《花樣年華》的主題曲作為配樂，不僅是因為劇情，也與《花》這部影片本身形成了巧妙的鏡像。《花》迄今為止都是亞洲影片在歐洲的票房之最，張曼玉極具東方特色的長相、各色樣式包裹着女性曼妙身姿的旗袍、東方含蓄隐忍若即若離的情感，都為西方提供了充滿奇觀和窺視欲的東方想象。東方相對西方而言長期處于“他者”的地位，而影片中站在M或奇拉的視角，彼此互為他者，若以主流觀點入手，奇拉或許更占據道德優勢，因而這份情欲更承擔着對民族主義的反思，對歐洲作為傳統意義的“主體”而内部又有各色“他者”這份尴尬處境的回應。
二、 影像：呼吸的攝影機
影片多以固定機位為主，蒙吉也偏愛用長鏡頭進行完整段落的叙事。仔細觀察不難發現，固定機位下的畫面有着輕微的晃動，那并非想暴露手持的刻意，但也宣告着固定攝影機的謊言，幅度并不大，如同一個人面對緊張而凝神屏息。
阿巴斯的影片也偏愛微微晃動的攝影機，試圖營造一種介于自然和非自然的生命詩性，在現實主義的風格中鑲嵌着超現實的理想，而蒙吉的處理，是一種不動聲色的主觀介入。固定機位、景深畫面意味着盡可能客觀展現更多信息，但微微晃動的影像處理，仿佛代表着導演的矛盾複雜的立場——身為羅馬尼亞人，他深知羅馬尼亞在歐洲相對“底層”的尴尬地位，城市過度的工業化開發流失了大量勞動力，但廉價的勞動價格又讓本地人不願意從事做面包這類工作，外來移民的接替本是皆大歡喜，卻遭緻本地民族怒火的排斥，蒙吉并未做出認同某方的明确選擇，而是如同攝影機一般靜觀、呈現，盡可能真實地還原一個充滿種族問題、民族問題、社會問題的羅馬尼亞，這些都是現代化的困境，卻無法通過現代化的成果解決。
三、 角色：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M以在德國工作的羅馬尼亞勞工形象出場，他僅僅接了一個有關兒子的電話，就被德國老闆指認為“吉普賽人”（偷懶），以此折射出羅馬尼亞民族在歐洲内部被視作底層勞動力的歧視現狀。M一氣之下回到家中，妻子對兒子“溺愛保護”成為壓垮他自尊的最後一根稻草，他堅信兒子不能被嬌慣，要培養他的“男子氣概”，隻要膽子大了就會開口說話敢于走進樹林，然而他的方法失效了，兒子最終因看到他在樹林中上吊自盡的老父親而開口。此時，兒子所代表的民族新生力量，戰勝了爺爺所代表的傳統頑固勢力，留下處在十字路口徘徊的父親，孤身一人向着保守的方向獨自走去。
M并非經曆了從受害者到加害者轉變的過程，而是這兩種身份一直都屬于他，隻是環境變化讓他得以表露出何種狀态。他在反對斯裡蘭卡面包工的問題上毫不讓步，教育孩子遵循着傳統的父系觀念，對“外來者”極度不信任，這些讓他最終失去了一切：家庭、情人、名譽。無論是宏觀的種族議題，還是微觀的情感問題，他都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也因此，他準确隐喻着當下的羅馬尼亞：對外而言，羅馬尼亞是歐盟鄙視鍊的底端，如同“巴黎的動物園”，但對内而言，民族内部的保護主義、排外主義極端強烈。那段長達十八分鐘的會議長鏡頭，在民族矛盾欲轉化為階級矛盾的時候，被M父親的自殺切斷，這其中的所有人，觀點立場也許不同，但都是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共同體，正因如此，民族内部的頑疾無法根治，民族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對抗将永恒存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