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實沒有想到,暌違四年的《歌手》,會以這樣的方式重新拉開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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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老太守國門”“葉赫那拉那英氏獨戰六國聯軍”……這些評論,恍惚讓人回到了2018年,那個結石姐一人之力“橫掃”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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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我的朋友也許還記得,我六年前曾全程評論過《歌手2018》,那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季。在當時衆人還對結石姐“如臨大敵”時,我曾在評論文章中寫過:

“八國聯軍又來了”這次歌手之旅因為多了JessieJ這尊大咖,很多觀衆都陷入了一種對抗性焦慮。有人覺得,在這種國際大咖面前中國歌手的表現太拿不出手了。有人高呼,要把黃绮珊、林志炫、鄧紫棋、韓紅、孫楠……請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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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當初很多人說這些人隻會飙高音,審美形态落後。現如今人家打上門來了,大家又希望這些“高音大咖”回來撐場面。那這些歌手是來還是不來呢?用段子手的話來講:我不要面子的呀!值得思考一下的是,我們為什麼會有這種焦慮。不得不說,自一百八十年前開眼看世界以來,中國人就陷入了一種強國情結裡難以自拔。用鄧柯老師的話來說:

這幾十年間的中國發展得太快。現在的年輕人可能無法想象就在三十年前,中國還是一個處在美蘇兩國夾擊下的大窮國家。亞洲四小龍随便來個中小企業投資恨不得當地一把手全程作陪,港台随便來個三流劇組都能對國内一線演員吆五喝六的,英法德意日的專家那都高不可攀。不是我們自降身份,而是相比世界,那時的我們真是從工農商軍到科教文衛的全方位落後。而如今的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工業産品、基建企業、互聯網正在逐步占領着世界,而中國的文化娛樂也搭乘着騰飛的經濟,看似一片蓬勃。我們有了世界上第一個實現盈利的數字音樂平台,有了年度收入世界領先的巡回演唱會,有了沖入了 Billboard 榜單的歌手。華語樂壇正在迅速崛起,一片欣欣向榮。但 JessieJ的到來讓人感到了剛剛改革開放時我們發現自己與世界存在着全面且巨大的差距時的無力感——

骨子裡的怕落後挨打的思想不僅50-80後,包括90後也未必沒有,因為成長中被高年級學長或者巷子裡的小混混教做人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對力量的渴望,埋藏在每個人心裡。

從現在來看,這種“技不如人”的對抗性焦慮看來也傳到00、10一代手裡了。

看到微博上網友的傾情呼喚,以及N多歌手“申請出戰”,我不由得陷入了一種又是感動又是焦慮的複雜情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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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湖南衛視四年之後重啟《歌手》,就是為了營造現在這種又尴尬又火熱的局面?以及,現在的問題真的是“一個能打的都沒有”嗎?我們這個樂壇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難道就這麼“望洋興歎”嗎?本文試圖根據這麼多年來樂壇以及文娛市場的發展曆史,梳理出清晰的脈絡,并給出一個答案。

一、 原來你也在這裡

要說評論音綜,我确實是老玩家了,二十年前《超級女聲》火熱的時候我就是評論者之一,十幾年前《中國好聲音》石破天驚的時候我也寫過長文,而《我是歌手》的橫空出世自然也少不了我的關注和點評。我曾在文章中評論說:

通常我們認為,05超女開啟了選秀/全民狂歡時代,2012中國好聲音開啟了大片時代。那麼,緊随其後的《我是歌手》則類似于港片黃金時代的“邵氏賀歲片”,或者好萊塢的“複仇者聯盟”一類的英雄群戲。

而這一切背後追根朔源,不過是幾家地方衛視/傳媒集團/制作機構好勇鬥狠的産物。湖南衛視雖然若幹年來秉持着娛樂立台的制作原則和方向,可其核心一直是“草根文化+引進文化”的嫁接式節目生産線。

這種情況一直到《我是歌手》出爐。由于《中國好聲音》和燦星系的橫空出世,湖南衛視亟需一檔品質型音樂節目來捍衛其老大的地位。

《我是歌手》是一個很難定位的節目。從不同時代歌手同台競技來說,它像穿越劇;從歌手間台上争鋒台下撕逼來說,它像宮鬥戲;從不同地域、國籍的頂級歌手不斷加入來看,又有世錦賽的潛質。

不管如何,既然是個政績工程,那麼《我是歌手》自然要營造一種氣吞山河、傲視群雄的氛圍。其核心就是每期結尾一衆歌手排排坐,面對手握結果的洪導乖乖聽候發落的那一幕。本該端坐在台下等着頒獎嘉賓叫出名字的他們,忽然成了一年級小學生,這是芒果這個節目的核心看點之一。

應該說到今天為止,這個格局沒有大的改變。從2012《中國好聲音》開始的大綜藝(綜藝工業化)時代,其肇因确實是若幹年的市場經濟發展引發了文化産業的升級和擴張需求,而這形成了上半場的衛視PK的“春秋時代”(大約從2004年到2013年)和下半場的衛視&流媒體争霸的“戰國時代”(2014年到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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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場的“春秋時代”最終形成了大概的“春秋五霸”,即湖南衛視,東方衛視,浙江衛視,江蘇衛視,北京衛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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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半場的“戰國時代”就沒那麼簡單了,除了傳統的“一超三強”衛視集團(湖南,江浙滬)以外,流媒體的市場占有率與“吸睛度”越來越高,甚至逐漸超過了傳統媒體,位居群衆視線的C位,如觀衆耳熟能詳的“愛優騰”,背靠湖南的芒果衛視,B站,以及抖音快手等,都越來越在吸引眼球上超過了傳統的衛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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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将節目做出特色,與新媒體争奪觀衆的注意力,就成了傳統衛視的頭等大事。

在這點上,湖南衛視即便不是最早作出改革的,也是最早的之一。至少,在隔壁浙江衛視依靠《中國好聲音》一躍成為穩居前三的一線衛視僅僅半年之後,湖南衛視就拿出了《我是歌手》這樣的頂級制作分庭抗禮,并與浙江一起,引領了中國的音樂綜藝将近十年之久。

而出于各種原因,《歌手》系列做到了2020年終于“無疾而終”,而隔壁浙江的王牌《中國好聲音》也在各種場内場外的因素下在去年走向“窮途末路”。同時,流媒體音綜的頂級制作《樂隊的夏天》也在去年的第三季之後宣布“一期一會”。一時間,英雄拔劍四顧,居然萬裡河山一片茫然,大家都不知道前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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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我之前評論《歌手2019》時引用的保羅•亨利•朗在《西方文明中的音樂》中的話一樣:“最有意義的曆史教訓之一是,随着新時代而出現的新思想的種子一般總可以在前一時代中找到。風格也是如此。”

二、 找自己

因此,我們還是要到曆史中去“追根溯源”,看看《歌手2024》的前世今生究竟為何。

而到了這裡,我們立刻會發現,《歌手2024》的最大賣點和看點:直播,實際上并不是一個新鮮東西。

在我以前的文章中已經總結過,如果說中國當代流行音樂的源頭是1983年春晚上李谷一演唱的《鄉戀》的話,那麼1983年春晚也同樣是中國當代電視綜藝的源頭。而83年春晚正是以現場直播的形式與觀衆見面的。其中,舞台、主持人、表演者、現場觀衆、電視直播、在線互動(當時的觀衆可以直接打電話點播歌曲,李谷一在當年春晚創紀錄的演唱了九首歌,這一紀錄至今無人打破)等這些基本元素直到今天的綜藝節目也并沒有本質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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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續的綜藝節目,包括歌唱競技類的“青歌賽”等等,也一樣是以現場直播的形式呈現的。到了選秀時代開啟,無論是湖南衛視如火如荼的“超女快男”,還是東方衛視的“我型我秀”,央視的“夢想中國”等,均是能滿足直播條件就一定會用直播,将直播作為這類節目呈現的最“理所應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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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2012年浙江衛視《中國好聲音》出世之後,一切的規矩都變了。《中國好聲音》是一個錄播節目,并且是由專業的制作團隊“燦星制作”以“制播分離”的方式,引進了全球最火的“The Voice”節目模式打造的。這個節目對中國電視行業娛樂行業的沖擊和影響,無需贅言。即便今天“好聲音”已經“折戟沉沙”,它的曆史作用我們仍不可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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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好聲音”的錄播方式,使得它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競技或選秀綜藝,而是音樂真人秀。而緊随其後的《我是歌手》則進一步将這個模式提升到了當時的行業天花闆。雖然同期也有很多競争者,但其他競品無一能動搖這兩檔節目的影響力和地位。從此以後,每年初的“歌手”系列和年中的“好聲音”系列都是觀衆不能錯過的視聽盛宴,陪伴我們渡過了一年又一年,無論你是青壯年還是老幼婦孺,無論你是996還是學生,也無論你的性别、年齡、地域、教育背景等,這兩檔節目都成為了全民的精神食糧,音樂幾乎全年無休。

但正因為如此,也讓一些問題從開始就埋下了種子,在此以後不斷發展并“侵蝕”着這個行業以及音樂本身。

其中之一就是“修音”。當年“好聲音”第一季的總決賽直播,讓很多觀衆大跌眼鏡:我們在電視裡聽到的那些名不見經傳卻個個都有着“神級音準”的素人歌手,原來現場竟是這樣!而之後的《我是歌手》第一季總決賽,則把這種質疑推向了高潮,原來不僅僅是素人歌手,連我們耳熟能詳的很多行業大咖、歌王歌後,現場直播的音準、演唱的實際效果也與錄播時有雲泥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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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回生二回熟。雖然每一屆的總決賽直播總有一個“大現原形”的環節,但觀衆似乎逐漸也不以為意,還是沉浸到了日常錄播時那些“神級現場”中不能自拔。這就牽涉到錄播真人秀的第二個節目屬性:戲劇本質。

我早就說過,當代綜藝基本都是電視劇。所以,它所服從的根本規律并不是專業規律,也不是競技規則,而是其戲劇屬性。而戲劇重要的是角色、人設,以及在此之上構造的情節、氛圍和體驗,關鍵是讓觀衆“入戲”。

因此,把握了當代綜藝的戲劇本質,就能理解很多本讓人匪夷所思的問題。比如為什麼觀衆對修音、立人設這些“做戲”的部分不會深究,為什麼粉絲生态主宰了真人秀的觀衆群體,為什麼各家衛視要在嘉賓陣容、服化道、音響舞美等等這些軟硬件條件上不斷升級,甚至到每年的跨年演唱會一夜燒掉十幾個億去拼收視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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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這套模式并不是我們首創(更多是從歐美日韓包括港台地區學習來的),也不是我們一家,本也不必要苛責。但它一方面加劇了各家傳媒機構,包括衛視、流媒體等的“軍備競賽”,使得大量資源囤積到這些“看得見摸得着”的地方,而人才培養、作品的孵化這些“行業本源”反而沒引起重視;另一方面,粉絲PK、流量當道又進一步惡化了輿論和行業環境,使得中國的綜藝行業雖然開啟了工業化的康莊大道,但也進入了十年的大内卷,其中各種亂象自不待言。

應該說,湖南衛視還是有很清楚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的。不僅在于率先停掉了自己的王牌欄目《歌手》,還不斷試圖“推陳出新”,自我革新。相比隔壁将“好聲音”這個金字招牌薅成了秃頭綿羊,湖南衛視的創新基因還是刻在骨子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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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要先提出的,不是《聲生不息》、《時光音樂會》等等試圖“接替”《歌手》位置的綜藝,而是2018年的一檔節目《幻樂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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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各大衛視、流媒體的“軍備競賽”也總有讓人疲勞的時候。而以成熟歌手為基底的《歌手》系列則首當其沖。本來成名歌手的人才庫就有限,一年又一年的消耗量看上去不多,但積累起來也很驚人,差不多到了第三季《歌手》之後,很快就陷入了“選手荒”。

同時,陣容本來也不是越大越好。在堆積“王炸局”這方面,《歌手》遇到了跟隔壁“好聲音”一樣的問題。《中國好聲音》的選手陣容至今都沒有超過第一季的,可謂将“首季即巅峰”演繹地淋漓盡緻。而《歌手》的“王炸局”到了第三季就出現了顯著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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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時大家還沒有更多的想法。在接下來的《歌手》曆程中,湖南衛視能做的就是加強了“控盤”,而這則讓節目的戲劇屬性進一步加強,以緻之後“首場壓軸的就是歌王”之類的押題寶典不胫而走。

當然,也有不按“劇本”走的,比如《歌手2018》,最終Jessie J的奪冠打破了幾個“定律”,一個是“首期壓軸是歌王”,一個是“外國人不能奪冠”,可見《歌手》的現場投票還是比較反映了觀衆的真實感受,以及湖南衛視的“控盤”也是相對的,更多是為了收視率考慮。

四、 年會不能停

但這種情況久了以後,隻能越發加重觀衆的審美疲勞感,以及讓“軍備競賽”越發地難以為繼。《歌手2018》之後,這種疲憊感與日俱增,因此我當年在《歌手2019》中途放棄了評論,并提出“不如就這樣吧”。而之後的《當打之年》無疑印證了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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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歌手》重啟這事兒,我抱着當年看“喬丹複出”的心态,一方面我覺得重啟并不意外。另一方面,到底《歌手》能玩出什麼新花樣來,我還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這又是緣于對湖南衛視的創新基因以及湖湘文化“霸蠻”屬性的信賴,覺得它每次都能“觸底反彈”。相比隔壁的不思進取,真的是演繹了什麼叫“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樓塌了”。

但創新又絕不是說說就能玩得轉了,否則大家也不會“末路狂花錢”直到今天。最終如何,還是得看現場表現。

所以,還是得看實際結果。首先,之前的“網傳陣容”又延續了湖南衛視一貫的“王炸局”的傳統,又成功吊起了普羅大衆的胃口。

不過,最終的名單則讓很多望穿秋水的觀衆感歎“就這??!”頗有《歌手2018》當年初登場時“最差陣容”的帽子。不過,跟當年一樣,我依然要唱點反調,來“盤一盤”這個首發陣容裡的玄機。

首發名單七人,其中Chanté Moore、Faouzia屬于“國際戰隊”,這是曆年來首次在首發陣容中出現兩位“國際友人”,是第一個不同尋常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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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華晨宇等歌手也一樣唱出了自己的風格,這裡需要特别說明一下,雖然我寫了《華晨宇的危機》一文後,很多華晨宇的粉絲對我頗有微詞,覺得我批判了華晨宇;但我還是要強調一下,我對于《歌手2018》以及以前的華晨宇,基本是肯定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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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從另一個角度說,我們的“對手”其實并非沒有“破綻”。比如,按照湖南衛視今天公布的第二期歌單,第二場中Chanté Moore要唱《Superwoman》。

這讓我想起Jessie J在《歌手2018》中的選歌,就曾被诟病是不是拿了一本《歐美懷舊金曲集》,一首首唱過來的。《Superwoman》是一首老歌了,華語歌手也有翻唱版本,比如王菲、曹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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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了湖南衛視的動機之後,我們也可以來做一個預測,他們具體會怎麼辦。

首先,我認為“各路歌手踴躍報名對抗強敵”這個事在湖南衛視的預料之中。畢竟,如臨大敵的局面在2018年就上演過一次。

并且從人員配置上來說,這次一口氣來了個兩個外國歌手,且從新生代到老将一應俱全,都是全能型選手,主打一個無死角全覆蓋,“就是不想讓這些華語歌手安生着”。所以從一開始,湖南衛視就做好了“掀桌子”的準備。

簡單地說,過去十年大綜藝,其肇因本身是市場經濟、地方經濟的發展,使得各地方、各行業都試圖以文化為号角,率先吸引眼球、凝聚實力,向勝利發起沖鋒。因此,無論是綜藝、影視還是其他文旅産業,主打的基調都是“我們大了,我們強了,我們很好看”。

然而一個音綜節目,似乎又讓一切“歸于原形”。事實上,我們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應該更有信心正視自己的問題和不足,而不是遮掩。正如“解放思想”的前提是“實事求是”一樣。

那既然現在的效果已經體現,并且甚至超出了預期,到底接下來會如何呢?

今天湖南衛視官宣了兩組“揭榜歌手”:杭蓋和黃宣,部分證實了我之前的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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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讓人感慨,十年前,張碧晨還是一個在好聲音初登場的懵懵懂懂的女孩,而楊坤已經是台下的導師。十年後,他們站在頂級音綜的舞台上,對唱飽含着男女情愫愛戀的歌曲。小女孩已經成了中流砥柱,而老歌手依然老當益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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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是李健,當年提出過“音樂不應該像運動會,追求更高更快更強。”某種程度上,十年大音綜的音樂競技,也是追求經濟發展的線性發展觀的一種映射。雖然這些都有其價值和意義,但除去這些,還有些什麼是我們沒有重視和值得記取的?

這首合唱歌曲不僅讓我感受到了時代的變遷,觀衆的評論也同樣讓我再次意識到華語樂壇亘古不變的情感主義内核。這條路自羅大佑開啟,又由李宗盛發揚光大,并幾十年來由無數歌手前赴後繼奠定了基礎。我已無意像過去批判芭樂一樣,秉持技術主義和發展主義的态度對音樂和樂壇耳提面命。因為經過這麼些年的體悟,我認識到價值都是相對的,而無論音樂還是其他藝術,其根本的功能還是在于觸及每個人内心深處的共情和共鳴,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