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院線片裡，有一部喜歡“國産文藝小片”的觀衆不該錯過的電影：《撥浪鼓咚咚響》。
這部蘆葦監制、白志強執導的電影，在一衆春節檔、漫威大片的“夾擊”之下，也許很難獲得市場足夠多的關注。但我仍想推薦給那些有機會可以看到這部電影的觀衆：它值得入場。
原因很簡單。在類型風格層面，這是一部“半路父子”找尋、迷茫、和解的寫實主義情感向公路電影。天然樸素的生活題材與尊重現實的創作理念，讓它頻頻獲得國内影展的認可，曾入圍上海國際電影節、FIRST影展，迷影精神賞華語新電影十佳。
而再往下挖，它還以毫不晦澀的方式，帶出了城鄉社會文化圖景的深度觀察。
...故事從貨車司機苟仁的視角講起。他是個穿梭在各村鎮間的賣貨司機，在途中遇到了毛豆。毛豆是村裡典型的留守兒童，奶奶到了風燭殘年之際，父親外出打工沒了消息。春去冬來，毛豆的父親一直沒有回家。
奶奶去世後，毛豆偷偷躲進了苟仁貨車的後備箱，要去城裡找爸爸。還沒躲多久，貪玩的他就燃起了一連串的鞭炮，直接把苟仁的一大批貨燒得精光。
苟仁一算貨款成本，幾千塊就這麼搭了進去。為了拿回貨款成本，苟仁隻能帶毛豆去城裡找他的爸爸索取。
在上路的過程中，他的人生故事也一點點被揭曉了出來——當年，兒子的救命錢被好友騙光，生重病的兒子因為無錢醫治，小小年紀就離開了人世。他在村鎮間賣貨，其實就是為了找到當年騙錢的好友，為兒子複仇。
苟仁失子，毛豆尋父，兩個主要人物在這趟旅途裡的關系，就這樣确立了下來。他們也從彼此拉扯的冤家，成了一對“半路父子”。兩人間的關系如何在一點一滴間逐步轉變，鏡頭又捕捉到了什麼樣的社會圖景，成了《撥浪鼓》最主要的看點。
...換言之，《撥浪鼓》最耐人尋味的，不在于他們能不能找到自己想找的那個人（父親/仇人），也不在于故事的懸念，而在于片子裡不斷湧現出來的那些小細節。這些細節需要的是精良的電影技巧、情感真摯的演員表演，而更重要的，是主創擁有那些足夠真實的生活體驗。
白志強導演提到，自己曾經因為拍攝紀錄電影《邊走邊唱》，他湊巧借宿在當地的一個學校，才知道學生全是貧困線上的留守兒童，其中三分之一是孤兒和單親。“他們蓬頭垢面，衣衫褴褛，脖頸上黑黑的……當問到孩子們家況時，他們紛紛低頭落淚。”
有個孤兒的故事尤為牽動白導的心。他私自跑出去找爸爸，但他并不知道，“他爸在外地跑車拉煤，其實是騙他的話。他的爸爸開着貨車墜崖而亡，天真的孩子依舊憧憬能坐在爸爸的肩膀上看煙花。”
這個孤兒的故事，其實就被白導化用到了毛豆身上。悲傷的家庭巨變，親人的相繼離世，被克制的筆法所構建。
...兩個主角類似親情的關系，也在此基礎上逐漸展開。在機緣巧合的相遇裡，感情借由沖突而産生，又在離别中落幕。他們在其中不斷反抗，又不斷妥協，最終被時代裹挾。電影的鏡頭簡潔、清晰地捕捉到了這些邊緣群體人物身上，反映着的“缺失感”。個人命運的悲劇與時代的變遷，在他們身上壓下了不可忽視的印記。
無論是像毛豆這樣的留守兒童，面臨到的這種物質與情感的雙重匮乏；還是像苟仁一樣，在城鄉結合部邊緣地帶艱難生産的中年男人，他們幾乎是喪失希望地活着——兩者初始的生活狀态，都透露出一個挺需要被大家關注到的問題，那就是邊緣群體的弱勢與無助。
白導直接将攝影機架在了自己的陝北家鄉，不加任何粉飾。公路片的劇作架構，除了塑造兩位主角的關系演進，也将社會圖景鎖定在鄉野與城鎮之間的地帶，使空間地域成為了電影的“另一個主角”。
塵土飛揚的公路、颠沛泥濘的盤山路，西北村落與城鎮酒店的二元對比，都為影片構成了一種不斷流動的矛盾特質。留守兒童、農民工讨薪、貧富差距懸殊等問題，都被點了出來。
...苟仁開着的那輛“移動百貨超市”，一個喇叭不間斷播放着：“蔬菜瓜果米面油，日用百貨全都有”。這些傳統生活的符号，是每個人的生活所需，但像苟仁這樣的人，卻已處于被大衆逐漸遺忘的階段。他沒有消失，隻是無法發出個體的聲音。
因此，老生常談卻依舊重要的是——發聲。苟仁與毛豆的生活日常與精神狀态，并不是我們國内大銀幕常能關注到的内容。《撥浪鼓》也是一部近半年來我們都沒見到過的院線片。它是邊緣的，很殘酷，卻又很溫暖。
哪怕兩位主角面臨的現實都是痛苦的、不堪的，但情感仍然能在陰翳裡透出光亮，在角落裡被無聲地傳遞。一個喪父，一個失子，人與人之間互相共鳴的經曆與體驗，為這部電影帶來了舉重若輕的力量。
...《撥浪鼓》講的，是我們要在這種泥濘的世界裡，繼續一腳深一腳淺地走下去。哪怕踉踉跄跄，哪怕眼前是一片肮髒，你也總能等到世界突然變得美好的瞬間。人在痛苦中，要選擇用什麼樣的心态生存下去，其實是我們每個人總有一天要面對的命題。
與此同時，借助這場旅途，《撥浪鼓》也帶出了一個議題：當代現代化社會的快速更叠下，人們處世規則改變與情感力量的不變。
當真情被金錢的換算所淹沒時，當生活成為“一地雞毛”時，電影告訴我們：還有人站在這片土地上，維持與保有着那些最珍貴的情義。
首發于：陀螺電影 文：徐若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