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及創作旨趣，李相日的《國寶》的确忠實了吉田修一原作的精神：以一生執一事的個人傳奇，将獻身、瘋魔、同化視為藝術追求的至高境界。這種“循規蹈矩”自然無法避免性别視角的缺失（女性角色在其中意義重大，但止步于側寫）。若是以片中的女性作為主視點，名伶們作側寫，想來别具韻緻，或是有别于當前版本的另一重叙述，但如此定然與原著大相徑庭，不作此考量亦在情理之中。

隻是本片的少數删改卻是畫蛇添足的敗筆，如電影的結尾部分喜久雄是在舞台表演時進入到忘我的“意象世界”，隻有孤獨的頂峰者存在的“個人王國”。這誠然合乎情境，是藝癡者的“頓悟時刻”與“以身證道”，但并不極緻。小說的處理不是在舞台，而是在車水馬龍的街道上：這是一種非常規的情境，卻也恰恰是因其不合理，更強化了喜久雄因戲成癡、為戲入魔的“癫狂”。他身不在此境，而心與魂俱在，那便是人戲不分、渾然忘我的極緻。影片的更動以“合理”代“癡狂”，叙述邏輯雖通，表達上卻已然落了下乘，即使從“還原”的角度來看，也頗為失敗，成了全片“邯鄲學步”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