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嫲》是一部美式基督教保守主義合家歡電影的中華儒教翻版。

事發前先誇一句：電影全素人方言出演，演員調教非常到位，是一部非常成熟且成功的電影制作。

我無意冒犯喜歡這部電影的受衆，但我無法忽視這部電影嚴重的儒教保守主義叙事陷阱。

這裡不從叙事重點、人物塑造、劇情設計等空洞的争論入手。觀衆本就天然地有着不同的審美偏好，尤其是在群體生存情态迥異的當下，公開讨論審美品位的高低沒有實際意義。

這裡從對于儒教傳統倫理分析的角度出發，嘗試用現實對應物解構還原一些影片内容。

（儒教狂信徒請點踩并關閉本頁面。本文是基于當下的市場反饋而存在的，這種質感上極貼切台灣反動派在世紀初拍的電影被大陸觀衆奉為圭臬是反映了某些信号的。）

影片對宏大叙事的模糊表達無可厚非，但是其對于曆史暴力的處理是抽空具體曆史語境的。曆史時間節點與個體命運根本沒有内在關聯，電影裡的年份報幕隻是特定場景下的人物出場cg啟動鍵。稍微熟悉曆史的人就根本無法忽略二戰後東亞和東南亞社會的戰争創傷、族群分離、社會劇變，這些對于千萬個個體來說本來是充滿偶然、極度創傷的現實，在這部電影裡隻是布景闆。在氛圍的渲染下，相思、思鄉、文化歸屬感等，都變成了浪漫化的表達，而完完全全忽視了這些本來是作為痛苦的結果——不分離則無需相思，不流浪則不必思想，文化不被排斥則不需要産生文化歸屬的焦慮，更不用說探讨被排擠乃至物理戕害的現實迫害背後的如殖民、階級、種族、性别的社會壓迫結構。

這裡可能存在的反駁是，電影隻需要刻畫具體的人物情節，不需要為時代背景負責。但這部片子的叙事中心并非人物，人在這裡隻是容納崇高的情感的容器，從而被迫接受命運的考驗。全片所有人，在任何時候，當命運降臨時，都沒有表露過一絲猶疑、痛苦和絕望，每個人都如此逆來順受地接受了曆史的碾壓。不存在任何一個可以角色是堅硬、粗粝、不屈的。現實裡，人可以接受命運，人總歸會接受命運，但不會表現得如此公式化——而是先恐懼命運，爾後反抗或者臣服命運。所謂人物刻畫，就是演繹好個體抉擇的必然性。如果角色不需要為他們的選擇給出必然性解釋，那麼就隻是懶惰創作者的傀儡，繼而忽略了真正的人。套用這部電影的價值觀，曆史上南洋的其他被迫害者也隻是在經受曆史磨練，面向如家國、家族、文化傳承的、機械的道德奉獻。慷他人之慨如是乎！

宋已降的儒教意識形态世界觀是天理化的（君臣父子的社會秩序），社會契約不來自人的具體交往、信任和羁絆，而是基于永恒和絕對正确的倫理規範，滅人欲的目的是存天理。電影在叙事姿态上，就是把個人的等待、犧牲、傳承，這些倫理行為，呈現為一種先驗的，超越個人選擇的、與天地節律共振的“天理”。電影沒有在任何一個環節讨論和證明過天理和個人命運的共同，個人為何要追求天理，或者試圖證明崇高價值之所以為崇高的具體理由。儒教缺乏通過形而上學為自我辯護的能力，一旦開始讨論緣由，儒教體系本身就會破産。

具體來看這部電影裡的人是如何作為聖人的，他們要麼沒有瑕疵，要麼其瑕疵就是為了其聖像光環所準備的，剩下的人全是讨巧的半醜角。女性層面先說阿嫲，出身地主，一追到手，私奔前還要拜祖墳，丈夫遠走原地等，孤苦養大孩子不怨恨（從父從夫從子），遭遇婚變也沒崩潰，從不追問“憑什麼”；南枝不質問為什麼遭受歧視和迫害，在男主的房租錢上不算計，被救命以後成為純粹報恩工具，終身未婚“守寡”守護對方留下的精神遺産。她們身上真實的欲望、憤怒、情欲全被剪輯幹淨（作為對比專門拍了男士的自我安慰需求），隻是純粹的道德工具。男主雖然會打飛機，但他的成聖過程更簡單，隻需要猛貼立德立功立言的标簽就行：跨越階級的私奔，是勇；為工友出頭、抓縱火犯，是義；下海跑船緻富，是智；不識字卻努力學習推動南洋中文教育，是仁；再加點背心肌肉陽光男的現代審美材料，當代聖人就該是這樣的。

所以本片核心行動倫理就是用“付出生命去等待和守護”去搪塞關于問題從哪來、苦難該如何被超越的诘問，零的對于犧牲的探讨，沒有給主人公們做抉擇的機會。犧牲之所以可貴是因為人本可以不犧牲卻為了崇高選擇犧牲，儒教倫理從來不給人們做出犧牲與否的自由選擇權，它們美其名曰不虛僞。最後，它們給受難者()投喂精神麻醉品，為他們死後立牌坊；給幸存者()派發自我欺騙和道德合法化的贖罪券。現代人稱之為剝削。

情節的發展本質上也隻是讓凡間的聖人能穩坐在天國的爐台後。死人是無法犯錯的，那就讓這個行了一切善的（生殖、立業、傳教）的男的在救人時遇害英勇犧牲。而保守主義女性觀下女性的剩餘價值，需要完整地封裝在“為下一代奉獻”的容器裡：阿嫲提供血脈傳承——無論子孫看起來多軟蛋，至少是其樂融融的一大家子；南枝提供精神傳承——雖然不是親生血脈，但自辦的名叫木生的華文學校出來的學生各個都是人才，說話又好聽。一個是為育，另一個是為教，合起來所謂教育。她們之間不存在獨立的、屬于成年女性自身的欲望、情誼或生命追問，她們是作為各自的母親身份相遇的，而不是作為獨立的人。

那即便如此，淑柔和南枝這兩位女性，真的平等嗎？這部電影所吸引的女性觀衆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女性情誼”，但細究起來她們雙方是完全無法對等的。從故事情節來看，南枝從始至終都知道淑柔的存在，一開始是作為傳話的中間人，再後來作為善意欺騙淑柔的謊言編造者乃至贍養者，是掌握了對方全部信息的，在二人見面前，南枝始終是扮演着作為一個男性口吻與淑柔對話的，這意味她無法作為客觀意義上的真誠的人。而淑柔本人對這一切都完全不知情，她既不知道海外丈夫坐牢了，也不知其早已過身，之後甚至誤會南枝為第三者長達四十餘年。一位是赝品的男人，在試圖坦誠相待後卻杳無音訊，另一位是被蒙蔽的女人，在接收了錯誤的信息後締結了深重而荒唐的誤會，談何轟轟烈烈的友誼可言？

在這個基礎上采取精神分析的視角，如果定義男主為主體，那麼淑柔其實是他的母親，而木生南枝，南枝作為其現實的欲望對象也就是情人。在這裡，母親/母國是一個莫名被割斷了臍帶的、渴望回去卻回不去的、使個體感到被放逐與孤獨的舒适柔軟的子宮，而其人生價值的實現，全部隻在南枝/南洋一側得到證明。男主回國前的身死，在于他不可能真正回歸母體，這是明确的亂倫禁忌。這意味着無論其被塑造成一個如何高尚或成功的個體，都可以看作是自戀主體的幻覺——在其人死身滅以後，他的血脈在母親那裡依然得以存續，而他的情人則完整地繼承了他的思想衣缽。

由此，如果對比電影的原型故事，事情就會變得有趣。導演說：“有一個人下南洋過世了，朋友不忍心告訴他在中國的老婆，就一直瞞着，一直替他寄錢回中國。因為當時的時代原因，還有個男人一直回不去中國，直到改開後，二房才帶着孩子去中國，告訴原配我們的男人已經走了，這些年也是二房在寄錢給原配，兩家人後來也像一家人，以兄弟姐妹相稱。”問題不在于現實的曆史更狗血而真實，而是現實曆史更符合現實具體的人的道德語境和利益考量。在真實的二房故事裡，雙方女性才真正作為平等的主體發生對話：我能理解你在國内孤苦的處境，你也能理解我在海外艱難的處境，我們共同的丈夫死了，我們擁有同樣的創傷，所以最終我們以姐妹相稱，共同生活互相幫助。而電影裡，作為雙方最終的現實連結的，一個是“原配”的直系孫子，一個是“二房”的體面知識階級養子，這樣的連結在人物情感塑造上無疑是生硬和虛妄的。

最後，分析一些電影試圖讨好的對象群體。在方方面面大打政治正确牌的同時，片子還試圖讨好幾乎全部的觀衆，用“義勇”召喚男性身份自豪，用“女性的賢淑形象”讨好保守主義男性，用“女性自強”召喚時髦的女權主義，甚至在鏡頭語言上試圖用兩位老婆婆的同框試圖讨好女同群體。純粹意識形态自助餐真是豪赤！

在男主身上渲染的以義勇形象為審美中心的古典主義男性氣概是去政治化的、去社會結構分析的個人英雄主義，核心還是通過販賣英勇和美麗肌肉線條等符号凝結男性側的自戀幻想。男主被害前事業有成的形象也是給男性觀衆看的，畢竟衣錦還鄉這個意象對中文男士們來說太誘人了，那麼這下死了就越遺憾，反倒是影片裡刻畫的傳統女性對此并不會在意錢多錢少。

那如何讨好保守主義男？那就讓電影裡阿嬷是無盡等待的、隐忍的、持家的、守信的，等她實現了生育、守護、原諒的傳統女性職責三件套後，劇情再給到她一個崇高的赦免：哦我的上帝原來我的老公沒有出軌原來他是個謙謙君子我們都誤會他了感謝上帝。可是現實裡故事原型是南洋小三在丈夫死了以後回國找了原配一起生活。damn，為什麼不這麼拍？這會讓男的破防，賺錢死了淨給倆娘們花了。

讨好女權的部分是最自相矛盾的。電影裡女性角色的在什麼時候意識到要自強了？男的走了、死了、出軌了，抑或是播完追求者全是廢物軟蛋的兩段cg了。于是鏡頭給到一個堅決臉、不在乎臉——自強。不結婚收養孤兒也好，辦教育也好，把家裡打掃的井井有條也好，把薪火子嗣發揚光大也好（有一個情節是阿嫲清楚記得自己兒子的結婚的日子）。問題在于，這些都是應激性、工具性的自強，本質上都隻是為了把現有爛攤子做下去的實用主義邏輯，而不是#2026女權的時尚版本所主張的“女性獨立應當源于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和自我實現的需求”balabalabala

最抽象的是電影最後的辣子同框，前文說了故事原型是小三歸國找原配，那電影為什麼不這麼拍，要拍二位優雅女士在海外花田裡同框啥意思啊你告我？是故意拍給女給子們爽的嗎？

還有一些試圖讨好的對象，比如郵差在特定年份落水、比如各人物原生家庭成分設置、比如富婆倒貼宅男的情節等等等。神仙打架，按下不表。

我不歧視任何性别種族性取向，任何文本所反映特定曆史下的真實人物必然是不完美的、有時代局限的，換句話說，有血肉的。人是其社會關系的總和，分工和差異是階段性的必然，但人人平等的價值理想是現代國家的現實根基，它不要求我們每個人成為聖人，這允許我們有瑕疵，有人欲，由此，大規模的工業組織生産和軍事動員才作為現實的可能。隻有宗教裡的聖人可以騎在别人的頭上，前現代的宗法也隻有靠着壟斷聖人形象的話語，才能繼續蠱惑人幹着低效的勾當。

在孱弱個體不斷原子化或幫派化的當下，既要拒絕後現代所主張的遊牧化生存理念的誘惑——許諾的是遊俠式的自由——更要警惕如這部空洞聖人群像電影所許諾的，基于宗法制的價值承諾——或者說勒索。苦難絕不是福報，聖人本質上隻是富集了傳統價值資本的封建地主（店主的後代蛻變為文化和知識壟斷者，地主的後代蛻變為血緣和道德壟斷者），普通人若是崇拜吃苦，就會有吃不完的苦。宗法制外圍的個體價值會被系統榨幹，小宗法在這個時代式微了，那就由大宗法來統攝小宗法。這不會是你們想要的答案，這個時代的普通中國人不應該走上這樣的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