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類型的話語，都很典型，律師、戲劇導演、戲劇演員、信得很雜的商人，幾乎把方方面面的“宏達話語”都涉及了。但又因為陳建斌這麼一個接地氣的角色而不讓人讨厭，相比之下《柔情史》更像是知識分子内部的自說自話，它還是會有讓人不适的風險。而《第十一回》很明确地設立了陳建斌這麼一個供觀衆代入的角色作為上述話語的對立面，相當于預先設立好了諷刺的立場。陳建斌的曆史、戲劇的故事、戲外的糾葛這三者之間形成互文，話劇女主角在捉奸那晚對陳建斌的一番“你在侮辱我的自我”恐怕是全片最大的宣洩，是赤裸裸的藝術如何反噬真實。但反過來，這個問題的确是值得深究的，在何種程度上，藝術人物擁有其自在性？當藝術與現實具有某種指涉關系時，它的度在哪兒？處于現實這端的人們是否擁有對自我的維護邊界？ 而女主角這番話展現的另一個視角，是藝術對現實的解釋，也即，現實之中的真實性是否最終可被藝術挖掘出來，甚至超越了現實親曆者的感受與理解？例如，陳建斌所理解的可能隻是他和妻子的普通夫妻之情，而在收集了大量隐情之後的創作者，了解了妻子自中學延續終生的愛情，此時，對人物的理解便可能從搞破鞋的轉向沒有愛情的婚姻是埋葬人的生命。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幾乎沒有展現陳建斌對這場死亡的看法。他隻是憨憨地出現，強調自己當年沒有殺人。在片中，他是一個毫無戾氣的角色。然而，在當年，或者在今日，他對那二人的情感究竟是什麼？當年他願意背負一個殺人犯的罪名，或許不僅僅是為了面子，而是他心裡其實清楚，若是知道了拖拉機底下的事，他也會希望他們死。片末的血雨，澆在拖拉機上，澆透了他，這是全片唯一一個有陰霾氣的鏡頭，這個處理忽然讓人物豐富起來。

戲裡與戲外、過去與現在的互文，一不小心就會變成陳建斌以當下作為曆史的改演，完成曆史的宿命，或者，幹脆把被叙述的曆史變成現實，真正成為叙述裡的角色。前一種是，我當年沒殺奸，但我現在一定要殺奸；後一種是，既然大家都說我是殺人犯，那我就真的是吧。但這麼一來很容易俗，抨擊感有些太硬。而片子卻處理得很軟，結尾很輕，回到了家庭，這點是我沒想到的。

另外，章回體的分節也讓片子帶有一種“隔”的氣質，許多關鍵情節已提前從标題中透露，觀衆們并不會緊張地掉在懸念的追逐裡，而是有些像捧着一把瓜子，聽說書人講戲，故事可能早已聽過，但勝在演繹。這種“隔”的感覺也弱化了前面提到的知識分子的話術，它不會把你生生地拉到那個現實裡，而是像一幕幕戲，你知道你在欣賞的是某種表演，是一種固定的程式，但你願意去看、去聽。

在這個意義上，陳建斌真的做到了很中國的一種感覺，一方面他在内容上少有地展現出了為觀影者所熟悉的各種中國精英群體的話語，一方面在形式上創造出中國古典叙事方式獨有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