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是誰？

此處的“我”指的是片中角色作為一個個體本身的“我”，台詞的第一作用是回答這一點，用一個更專業的名詞來說是“信息展示”。在電影中并不隻有台詞具有信息展示的作用，但此片中信息展示的大部分任務交給了台詞，剩餘的部分基本上交給了表演動作，視聽語言占了很少的一部分。這一形式在電影當中相當少見，很多戲劇改編的電影會選擇這種方式，但此片以台詞進行信息展示時自有其妙處。

本片即使作為一部群像戲，空間與人物關系也屬複雜，往往這個人上一場戲和另一個人出現在一個地方，過兩場戲又和另一個人出現在另一個地方，這個人隻出現了兩場戲，編劇卻要求觀衆記牢這個人，同時還有這個人和另外兩個人的關系，而另外兩個人也屬于需要觀衆記牢的人。

這是一般的台詞難以做到的，而楊德昌的妙招在于讓所有人一上來就把自己的價值觀全說個透，第一場戲就是藝術家小Bir接受采訪，上來就是對自己藝術觀和社會觀的長篇演說，之後再如Molly的姐姐、Larry、阿king上來，也都是對自己所見所聞或行為方式的長篇闡述，這種價值觀的演講在生活中可以見到，但如此密集的展示就确有目的，即是要觀衆通過一個人的自說自話來記住這個人。

這種選擇也不外乎導演在影片籌備會上說的一句響亮的話：權力就是爸爸！在台詞上，話語權就是爸爸，誰拿話筒，觀衆就會記住誰。這種玩笑導演在前作中開過一個類似的，兩個公務員在躲領導的檢查，一群穿黑西裝的人走進來，一個人問哪個是領導，另一個人說戴眼鏡的那個，鏡頭給過去，其實所有人都戴着眼鏡，但觀衆就是能一眼看出來誰是領導，這是人類對權力的敏感，導演之前将這當作一個玩笑，此片中用在劇作上，太精了。

這種信息的展示方式完全是從戲劇當中來的，在此之前是否有人做過類似的嘗試難以考證，但楊德昌是特意想做戲劇與電影的邊界探索這件事是一目了然的，否則他怎會将原有電影的開機儀式變成了叫所有演員一起在舞台上演一出大戲？

這部電影的表現方式和戲劇的關系相當緊密，但導演的思維方式卻仍是電影的，這是接下來要講的。

2、 “我”從哪來？

此處的“我”沒有是實體的，或者說電影中無法看到實體，但卻無時無刻不籠罩在電影的上空，即這部電影的創作者。此片台詞第二個做的就是這件事，作者的個性與表達就藏在其中。“我”從哪來？就從台詞和台詞的間隙中來，作者在這二者中完成了兩次“我”的構建。

第一個“我”構建于語言中。此片含有相當大量的喜劇元素，卻不能稱之為一部喜劇片，本質上的區别在于，這不是一部為觀衆服務的電影，所有的笑料和深情，都成了作者的武器。Larry第一次出場那段，琪琪剛剛被人講完你這樣的聰明、智慧、大方都是可以裝出來的，Larry馬上碰到琪琪，誇她聰慧、智慧、大方，這樣的笑料，目的并非笑料，而在于講出這一醜态本身，觀衆完全可以感受到作者對于這一場面的嗤之以鼻。片中這樣的場面舉不勝舉，幾乎全是以場面而非單句台詞進行的，也就是說，這不是以單向的強制關注或單方面的笑料輸出形成的喜劇，而是以雙向的台詞在空間中建立了一個場面。這一場面是富于喜劇趣味的，這一趣味屬于“我”的趣味而非角色的趣味。這種趣味的疊加在片中構建了第一個“我”。

第二個“我”構建于台詞與台詞的間隙中。第一個台詞即是上文所述的價值觀輸出，角色在價值觀輸出中确立了自己對于自己的态度，第二個台詞指的是另一個人的價值觀輸出，這種價值觀輸出往往在闡述自己的同時會引别人為例子，講自己眼中的這個人是什麼樣的。于是觀衆就能同時看到一個人對于自己的态度以及别人對于這個人的态度。這兩種态度共同構成了一個人物，最典型的例子還是琪琪，她自己覺得自己不是裝的，所有人當面都跟她笑的很好，背後闡述自己價值觀的時候卻總是提起琪琪裝的有多像。其實琪琪到底是裝的或者不是裝的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個個體這樣認為一個人或一件事，而另一個那樣理解。這兩種态度之間的落差給觀衆帶來對角色新的認知，這一認知即是作者的态度，而态度的疊加構成了片中的第二個“我”。

3、 “我”到哪去？

此處的“我”是上述兩個“我”的總和，即角色與作者。台詞做到第三重，就要回答這個問題，演員問為什麼我們要這麼說話，作者自問自己為什麼會這麼想。

一切問題時間解答，時間說，這是你們的時代。說穿了，台詞的第三重是台詞的時代性。

楊德昌本人的作品風格并非以大段對白著稱，他早期的電影角色都不怎麼愛說話，以《獨立時代》開篇的新台北三部曲卻經常有大段台詞。事實上這與楊德昌對台北都市的新看法有相當關系，開篇第一張字幕是論語裡的話，孔子說人好多，别人問人這麼多該怎麼辦，孔子說讓他們有錢，别人再問有錢了該怎麼辦。孔子說教他們讀書，楊德昌沒截這句，接下來一張字幕就是兩千多年後，台北在二十年變成最有錢的都市。楊德昌無疑試圖用這部電影來回答論語中問孔子的有錢了該怎麼辦的問題。那麼有錢了的人是怎麼樣，楊德昌用台詞來展現他們的生活狀态，無論是長篇大論還是陰陽兩面，重要的并非在講什麼，而是說話時的狀态，狀态本身已經講明了很多事情。

楊德昌在《獨立時代》籌備會上說，如果有人搞不懂我想說什麼，就去找本《萬曆十五年》來讀。《萬曆十五年》正是以一個王朝覆滅前最不起眼的時刻着眼，講明整個王朝覆滅的由頭與症結，所謂大風起于青萍之末。《獨立時代》在做的也不外乎這樣一件事，其中所述不過細枝末節，家長裡短，但卻能管中窺豹，看到整個台北當時的樣子。而在這之中，台詞或者說語言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維特根斯坦說語言的邊界是世界的邊界，而楊德昌正是以片中衆人的言語勾勒出台北的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