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時值建黨100周年，時代曆史大劇《覺醒年代》應運而生，該劇以北大為曆史舞台，講述了以陳獨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一大批學者在那個災難深重的時代苦苦探索文化救國之道的故事。他們均是學貫中西、學究古今的民國大師，且都心懷“文化醫國”的宏偉願景，但他們的救國藥方又不盡相同，有的主張沉疴需下猛藥、有的主張重病緩治、有的主張緩急并重，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蕭規曹随”的保守派“老中醫”

代表人物：辜鴻銘、劉師培、黃侃、林纾等，他們主張中國問題開中國藥方，堅守傳統文化陣地，拒絕一切文化改革和改良。劇中他們是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反對陣營出現的，他們認為溫和的、保守的、穩重的療法才能救治積貧積弱的中國，貿然激進的改革輕則會導則文化斷層，重則甚至可能會亡國滅種，禮儀之邦的長袍馬褂會被西洋夷狄的奇裝異服所取代、講了2000多年的文言文會被“粗鄙不文”的白話文所取代、君君臣臣的家國天下會被民主共和的亂臣賊子所取代，這是他們堅守傳統文化的理由；另一方面從1840年鴉片戰争伊始，無數的西方思潮湧上政治舞台，從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變法到李鴻章曾國藩的洋務運動，從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到如今的北洋政府，他們看着泱泱中華像一個垂死之人一般被所謂“西藥”折磨的死去活來，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愈發病重，他們有理由懷疑“西藥醫國”的合理性，這是他們抨擊“新文化”的理由；這一正一反讓他們堅信隻有傳統文化才是正确的救國之道。林纾還寫下了《荊生》和《妖夢》來影射和回擊新文化運動，大力指責陳獨秀、胡适等人廢棄人倫綱常、诋毀孔孟之道，同時又在《公言報》上發表一篇名為《腐解》的古文，宣稱自己将“衛道”至死，他認為今時今日中國之問題于兩千年前的孔子無關，白話文也必須在文言文的基礎上發展而不能偏廢一方。

“全盤西化”的激進派“手術師”

代表人物：胡适、錢玄同等，主要是新文化陣營的人，他們認為劇中所處時代的中國在制度、經濟、文化、軍事、外交上已全面落後于時代、落後于西方，所以主張在全面廢棄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全方位引入西方的文化和制度來指導國家社會運行，胡适在《新青年》雜志發表了《文學改良刍議》提出文學興利除弊之“八事”（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如果說早期的胡适還是在文學層面進行溫和的改良，那他後期發表的《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就已經過渡到大刀闊斧“動手術”的階段了，他甚至在公開場合指出：“美國的月亮要比中國圓”，要求學生要全盤摒棄傳統文化教育，接受自由、平等、先進的美式教育，而政治體制方面則應該走他老師杜威的“實驗主義”道路，總而言之當今之中國當一切以美國為标杆作為模仿和學習的範本；作為文化手術論的另一個代表，錢玄同則更為徹底，他在北大公開課上指出：“中國要想發展，必須廢除漢字”呼籲使用所謂漢字拉丁化的“世界語”，在以他為代表的一批文人的推動下促使國民政府頒布了《國語羅馬拼音法式》旨在用拼音來取代漢字。他提出“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在胡适和錢玄同看來舊文學、舊傳統已經是制約國家民族發展的心腹大患，面對二千年的沉疴舊疾，唯有以最徹底、最直接的外科手術方能根除，以極端過正的手段才能矯枉，才能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将傾。

“中體西用”實幹派“改革者”

這裡的概念與洋務運動的“中體西用”有所區别，“中體”指的是深入中國國體（即人民主體的工農階級），借以“西用”（馬克思主義思想與俄國的十月革命）。代表人物：陳獨秀、李大钊等新文化運動旗手。他們認為孫中山所領導的辛亥革命作為近代以來的民主革命是不徹底的，所以才會導緻民主的主權被軍閥竊取。他們的文化救國之道以“五四運動”為分水嶺大緻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即北大教學期間的文化啟蒙階段，這個階段他們以《新青年》為陣地，高舉“德先生”“賽先生”兩面大旗，大力推動新文化運動。通過白話文運動幫助文學完成了精英層面到大衆層面的轉向，通過幫助大學生為主體的青年覺醒逐步延伸到商人、市民、工人、農民的漸次覺醒，最終通過“五四愛國運動”完成了意識覺醒到救國實踐的轉變。第二個階段即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救國實踐階段，也是新民主主義的萌芽階段，這個階段的陳獨秀、李大钊已經深刻認識到單憑思想啟蒙是無法救國的，統治階級不是屈服于民主的真理，而是妥協于罷工罷學的實際，想要得到真正的民主，隻有效仿俄國，通過群衆革命奪取政權。他們積極奔走，聯俄、聯工、聯農，将《新青年》由啟蒙類書刊轉化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前沿陣地，陸續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經典解讀著作，詳細解析了“唯物史觀”“階級競争說”和“經濟論”，從哲學、政治、經濟三個維度闡述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即大多數）的先進性在于廣泛聯結最廣大群體的力量，是庶民的革命，也是庶民的勝利！也間接解釋了舊民主主義失敗的根源問題，即沒有廣泛的、全面的聯合各階層的廣大勞動者，本質上隻是精英革命，沒有找準“國體”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