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九龍城寨之圍城》看社會組織與社區自治
真實的九龍城寨雖然已經在90年代被拆除，但影像中的“九龍城寨”卻成為電影從業者們的寵兒。從《黑社會》《功夫》到《十月圍城》《追龍》，“九龍城寨”在觀衆眼中或是成為罪孽孳生的“惡托邦”，或是底層香港生活的港味縮影。
2024年上映的漫改影片《九龍城寨之圍城》，雖然頂着暴力美學的名頭，但在喊打喊殺之下，卻将城寨描繪為一個充滿溫情的新型社會空間。電影開頭，主角陳洛軍以難民身份逃至香港。1979年聯合國将香港列為難民收容港以來，紛湧而至的難民數量大幅增加。電影雖未指明陳洛軍何許人，但從乘船時風高浪急的海域推斷，顯然不是由羅湖偷渡，而是來自更遠的越南。
身為偷渡客，當務之急是要在站穩腳跟的同時，擁有一張合法的身份證，成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人”。他借由打地下拳賽的機會，結識了城寨外的黑社會頭目“大老闆“，大老闆收了他的錢，承諾幫他辦身份證，陳洛軍收到的卻是一張“一眼假”的證件。被大老闆欺騙的他抓起他以為是現金的一袋白粉就跑，在被大老闆手下追殺的過程中，誤打誤撞，逃入了城寨這個新型空間。
作為非營利組織的城寨治安委員會與龍卷風
大老闆手下王九，在發現陳洛軍進入城寨以後就停止了追殺，側面印證“城寨“是一個獨立的勢力空間，大老闆雖然在外呼風喚雨，但是不敢貿然進入城寨，即城寨話事人/治安委員會會長龍卷風的勢力範圍。鏡頭切遠以後，觀衆會發現騎着摩托的卷發帥哥信一正在率領小弟們在城寨外圍進行類似巡邏的動作，是一種私人維持治安的行為。事實上，信一的身份還是城寨治安委員會副會長，因此電影刻畫了很多信一和龍卷風為了維持城寨的和諧秩序作出努力的細節。
信一在發現陳洛軍的意圖是把從大老闆處搶到的白粉在城寨兜售時，摸出蝴蝶刀就打。他接連兩次使用“搞事”來形容陳洛軍的行為（後來陳洛軍挾持龍卷風失敗以後，龍卷風也使用了“搞事”一詞），意圖非常清晰，并不是因為陳洛軍作為一個無幫無派的外來新人侵犯了誰的利益，而是為了城寨的秩序，不允許有人在城寨内部公然販賣毒品。世人皆知城寨是一個“三不管”地帶，“三不管”形容的是政府失靈的狀況。在城寨以外公然兜售毒品可能會面臨法律檢控，而在某種程度上的法制真空地帶，就需要組織或個人充當強力執法機構。城寨治安委員會便是這樣的非營利組織。表面上看，龍卷風的主業是經營理發館，負責城寨内女客燙頭，燒臘店可能也是他的産業，但事實上，作為治安委員會會長維持城寨的治安才是他真正的工作。他替真正的大業主狄秋算賬，并代為收取租金交給狄秋，但狄秋并不真正參與城寨内部的日常事務，也不是治安委員會的成員。
城寨内部的社會信任
龍卷風的日常工作包括哪些呢？其一給新來的人生地不熟的年輕人找工作。雖然陳洛軍去魚蛋檔燕芬姐和腌豬肉的叉燒佬那裡工作是信一介紹的，但是可以理解為信一獲得了龍卷風的授權。龍卷風幫陳洛軍求職的行為，可以看作是幫助個體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嘗試。作為一個沒有合法身份的“黑人”，陳洛軍無法通過正式的求職程序獲得工作，又急需找到工作來養活自己，因此龍卷風充當了職業介紹所的角色。今時今日，對于身份證和學位證齊全的求職者，用人單位尚且還要做背調，而文化程度不太高的燕芬姐和豬肉佬二話不說就聘請初來乍到的生面孔陳洛軍，是基于對治安委員會會長龍卷風的信任。這個細節也可以看出，城寨雖然看起來罪惡孳生，但是城寨居民之間的人際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 social trust）程度是非常高的。這就是電影中所謂“你幫人，人幫你”的地方。可以推斷，在城寨内部，像陳洛軍一樣沒有合法居留身份的“黑人”應該為數不少，但隻要能吃苦，想必自食其力也不成問題。陳洛軍身無長物，除了打架可以說什麼也不會，但很輕松地找到了三四份兼職。雖然對虧了龍卷風的背書，但這裡也顯示出，城寨内部事實上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靈活用工機會。用電影裡“非法行醫”的醫生“四仔”的話說，城寨裡“咩都揾到”。
在王九帶着手下殺進城寨大肆搜捕陳洛軍的時候，盡管面臨高額懸賞，城寨居民不約而同地選擇對陳洛軍的去向緘口不言。陳洛軍做過魚蛋，腌過豬肉，送過外賣，扛過石油氣，最重要的是，他堂而皇之地住在治安委員會會長理發店的閣樓上，居民們怎麼可能不認識他？這份基于默契的沉默，也是令人動容的社會信任。
社會組織與公共品供給管理
城寨由于是“三不管”地帶，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自然不能與城寨外相比。人口又十分稠密，水電這類關乎居民生計的公共品的供應就成了性命攸關的大事。電影中城寨居民都是提着水桶去公用水喉處打水，水喉的自來水也不是24小時供應，可能每天也就隻有幾個小時有水。排隊的人乖乖守規矩還好，遇到不肯守規矩的人，公衆的利益恐怕就會難以保障。電影中一個中年男性不顧排在自己後面還有很多等着打水的人，占據了水龍頭洗頭洗個不停，龍卷風也得負責出來幹預。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在她關于社區自治的著作《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進》（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中，認為社區自治是建立在社會資本和合作機制之上的，通過制定特定的規則和規章制度來實現共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社區自治強調參與、協作以及共同監督，以防止資源過度開發和濫用。
城寨外的大老闆和城寨内的龍卷風的行為邏輯是一對很好的對照。大老闆是無利不起早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冇着數既嘢，唔使預我”。作為理性的“經濟人”，因此眼見中英和談啟動，九龍城寨拆遷在即，看上了巨額的補償款和城寨的控制權。為了入住城寨，明知道會挑起陳年舊事他也毫不在乎。而龍卷風重視的是城寨的穩定和秩序，為了這個目标他不惜傾其所有，放任病情惡化也不去就醫，就是擔心自己重病的風聲一旦走漏，各方勢力恐怕會聞風而動，城寨内部的和諧就再也不複存在了。
邊緣化的個人在城寨
影片中最觸動我的一幕，是一個性工作者之死。九龍城寨作為黑社會勢力遍地的區域，當然也有自己的“紅燈區”。魚蛋妹的媽媽染上毒瘾又被毒打，最後橫死，屍體竟然懸挂在密密麻麻的電線之間。香港雖然承認性産業合法化，但無論是城寨内還是城寨外，性工作者都是被主流社會價值排斥的群體，她們的性命也無足輕重。 陳洛軍冒着危險爬高，将性工作者的屍體搬下來并蓋上衣服，這一幕很有“侬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弄知是誰”的意味，他在那一瞬間也想到了自己。其實，在死者死亡之前，他去妓院送外賣時，已經見到死者被毆打到無力反抗。他向龍卷風委婉抗議，訴說死者生前境遇悲慘，并不忘強調“信一都知道的”，為什麼要強調信一也知道，因為信一是治安委員會副會長啊！
一個年輕的生命逝去了，龍卷風也隻能無奈地歎息一聲，并依照程序打電話給市政。一句“照舊打俾市政”聽來讓人心驚肉跳。自從擔任治安委員會會長以來，像這樣的非正常死亡，他處理了多少起才能這樣不動聲色？好在幾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看不下去，不約而同地決定毆打殺人兇手，為死者讨回公道，這段近似《不可饒恕》的情節讓人解氣之餘，也體現了非營利組織“平等對待所有成員”的價值。
作為共同體的城寨
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在1887年出版的名著《共同體與社會》（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提出了"共同體"（Gemeinschaft）與"社會"（Gesellschaft）這一對區隔的概念。他認為共同體是基于親密關系、相互依存和共享價值觀念的社會形态，而社會則以個人的自主性、利益關系和合理性為基礎。按照滕尼斯的定義，城寨既是社會，也是共同體。城寨中的各類營業場所在經濟上相互依存，互相需要，形成一個完整的生态鍊條；而城寨成員也共享一套共同的價值觀，即都為了城寨的穩定秩序而努力。何為城寨一分子？片中的十二少自稱廟街Tiger哥頭馬，日常工作地點是在廟街，廟街距離城寨說遠不遠，說近但也不近，但信一卻認可他也是半個城寨人。給性工作者報仇的群架他會出現，盂蘭盆節決戰王九他也會到場。
陳洛軍在得知狄秋追殺自己的真相後，面對自己名義上的“殺父仇人”龍卷風，果斷選擇放下仇恨，守護城寨，而不是“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也顯示出他建立身份認同的方式是基于價值觀而非血緣。
第一遍看電影時不禁覺得，為了一個陳洛軍，死傷那麼多人，這一切真的有必要? 第二遍看才發現，包括龍卷風在内的城寨成員看似守護的是陳洛軍的安全，實則守護的是城寨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當昏迷的陳洛軍躺在推車上被推到城寨廣場地帶，一直失靈從不現身的政府機構（警察）終于幹了一次人事——将他送到醫院後又核查了他的身份信息，決定給他一張身份證。這張曆經重重艱苦來之不易的身份證隻是他作為香港居民的憑證，而他作為城寨居民是沒有憑證的，也不需要任何憑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