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党史博览2015.3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这是一段封存了60余年的秘密。2014年清明节前夕，笔者前往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缅怀英烈，全方位探寻并揭开这一封存的秘密，以展现为了祖国统一在台湾英勇献身的干余名英烈。
1949年前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中共向台湾秘密派遣党员和进步人士达1500余名。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叛徒出卖，岛内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的有1100余人，余下400余人侥幸逃脱追杀，最后能回到大陆的屈指可数。
2013年10月，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建设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是为了纪念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这是官方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那段尘封的历史。
在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花岗岩烈士名录墙上，笔者看到镶刻着到目前为止、经各方查找发现的846位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尚有200多名烈士的姓名没有下落。
烈士名录墙上留有许多空格，以便将来发现新的英烈名字可以随时增补上去，供后人瞻仰。
笔者通过采访总政治部联络部有关人士，翻阅台湾大量解密的资料，以及烈士的战友、亲属回忆，台湾学者撰写的文章，记者的有关报道，还有当年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头子的回忆，了解到台湾地下党的发展、消失过程和干余名烈士被残害的来龙去脉，从而来展现那段悲壮的历史，告慰为祖国统一献身的英烈们。
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和延安派去的党组织共同组成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隐蔽战线开展斗争
台湾被日本侵占后，岛内人民仍同大陆保持着密切联系。20世纪20年代初，一些进步青年回大陆学习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如谢雪红在1925年便于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共，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同邓小平、蒋经国为同期同学。
1928年4月，当时以旅沪台湾革命青年为骨干的台湾共产党（后被俗称为“老台共”）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楼上成立。第一届领导人为林木顺、林日高、庄春火、洪朝宗、蔡孝乾，中央候补委员有翁泽生、谢雪红，台共书记为林木顺。
台湾共产党是在中共中央帮助指导下建立的，不过按照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党组织应归宗主国党组织领导的原则，当时的名称是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归日共领导。
台共建立后即返岛发动群众，并于1929年在台湾中南部发起小规模暴动。日本警方随之展开第一次“台共大检肃”，逮捕了许多骨干。随着日共组织在本土被破坏，1931年日本警方在台湾全岛发动第二次“台共大检肃”，抓捕了台共领导谢雪红等人并判重刑，导致组织瓦解，只剩下少数人隐蔽民间或潜回大陆。蔡孝乾[1]回福建后进入中央苏区，作为台湾代表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跟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战时还担任过八路军敌工部部长。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随后，国民党军由美军运送接收台湾，中共中央也决定在台湾建立党组织。当时在延安的蔡孝乾是唯一有红军资历的台湾干部。虽然此前犯过生活作风错误，但鉴于他熟悉岛内情况并经过长征考验，中共中央还是任命此人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9月，蔡孝乾从延安出发，经淮安到达上海。在上海学习一个多月后，为尽快到台湾发展组织，党组织委托上海台湾同乡会会长李伟光为蔡孝乾办理了入台手续。初期的台湾工委干部包括简吉、谢雪红、陈福星、张伯显、廖瑞发、林梁材、林英杰等人。
1946年4月，首批干部由张志忠率领从上海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乾则于7月进入台湾，联络岛上的“老台共”谢雪红等人秘密建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领导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工作；洪幼樵任委员兼宣传部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工作；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的工作。
由于台湾受日本半个世纪统治，大陆革命风潮对岛内影响较小，群众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台湾工委一年内发展党员不过百余人。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掀起台湾全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变，中共台湾工委因事先缺乏准备，只有谢雪红和张志忠等人组织部分群众参加斗争。随后，国民党当局实行白色恐怖，台湾工委的秘密活动更加困难，不过民众不满情绪的增长也为地下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948年底，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崩溃，其党政军机构和特务机关陆续迁台，对岛内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但是地下党组织还是得到快速发展。1949年5月上海解放，蒋介石败退台湾，此时台湾工委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地下党员发展到1300人，同情党并参加地下活动的群众还有2000人，如果再加上可以动员的普通群众，可以掌握的群众将达5万人，但这在岛内700多万人口中力量仍很薄弱。后来，陆续从大陆派遣的共产党员和当地发展的党员、进步人士达1500多人。1949年解放战争凯歌高奏，解放台湾成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毛泽东在这一年7月曾提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这里所说的“内应”便是岛内的地下党组织。
台湾工委成立后，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台湾，组织台湾民众开展反蒋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春，台湾工委向各级地下党下达了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并在台北市创办了《光明报》。6月，《光明报》发表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论。文章是由中共地下党员林英杰起草的，文中分析了大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向台湾人民转告了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以后大举南下的消息，指出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的发展趋势，号召台湾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全国解放。后来，台湾全岛很多地方包括公共场所都出现了《光明报》和革命标语。
中共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蔡孝乾被捕叛变，引发台湾党组织全面灾难
1949年4月6日，台湾工委发动了反美、反蒋的学潮。三个月后，有人在台北台湾大学校园里散发地下党的机关报《光明报》。特务人员将一份《光明报》呈给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数日之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阳明山官邸召开会议，当面痛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台湾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缉。
阳明山紧急会议后三天，保密局特务抓到早先在台湾大学校园散发《光明报》的四个学生。一个叫戴传李的学生供称，报纸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给他的，而把报纸交给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学校长、中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8月14日凌晨3点半钟，保密局派出三个行动小组，进入基隆中学校长寓所，逮捕了钟浩东，同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器材，及大量有关宣传资料。
钟浩东历经了三天三夜连番讯问，表现得十分坚强，但日以继夜的讯问使得他有些精神恍惚。钟浩东忽然反问讯问他的谷正文[2]“老郑怎么样？”虽说钟浩东不肯说出“老郑”是谁，但谷正文心里明白，“老郑”肯定是中共在台湾的头面人物。
钟浩东被捕后，保密局陆续又抓捕了44个地下党，轮番侦讯告一段落，每个人都像被挤光的牙膏。44个地下党当中，钟浩东、蒋碧玉、罗卓才、张奕明等7人被枪决，其他人按情节轻重分别被判处徒刑。
特务从钟浩东嘴里问不出“老郑”的底细，不死心。10月间，地下党高雄市工委负责工运的李汾，在参加完秘密会议后，被保密局特务抓住。李汾是高雄铁厂的一名工人，他供出了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特务让他去接头时，对陈泽民实施了抓捕。经严刑拷打，陈泽民说出了“老郑”的住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但当特务赶到此住所时，已空无一人。
12月末，特务们通过被捕者的供词和武装据点对外联系暴露的线索，在街上抓捕了负责军事工作的台湾工委副书记张志忠。张志忠视死如归，特务们用尽酷刑一无所获，只好另想办法。
1950年1月29日，在“老郑”住所长期蹲守的特务抓到回家的一个40多岁的男子。此人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被关押期间要求提供美食。谷正文回忆说，自己一眼便看出此人有追求享受的弱点，便让人天天给他买饺子。一星期后，此人说：“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西餐厅买。吃完牛排后，此人说为表示感谢，可带他们找共产党的一个据点。特务让他带路，结果此人走进一个黑暗厂房时，突然跑掉了。
“老郑”逃走后，谷正文发现他正是中共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在他住所搜到的笔记上还发现“吴次长”三个字。因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吴姓者只有吴石一人，谷正文认定吴石在向中共提供情报。蔡孝乾叛变后出卖了吴石，验证了谷正文的判断。
上了钩的“大鱼”跑了，国民党特务岂肯罢休。谷正文得到“老郑”逃走的消息后，火速从高雄赶回台北。毛人凤威胁谷正文，怪他督导不周，处分记大过两次，如果抓回“老郑”归案，这两次大过可免。谷正文开始部署再抓“老郑”。
两个月后，谷正文又掌握了蔡孝乾在“老台共”时的一些关系。通过追查拷问，谷正文得知蔡孝乾已躲往嘉义农村，便派看押过他的特务去查找。
为了避免显眼，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在乡间路上远远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他们感到在乡村穿西装很反常，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郑”。经查问，原来他在乡下躲藏两个月后，感到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就顾不得着装上的大忌了。
对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等人的审问结束后，毛人凤、谷正文想了解这些人如何总结教训，便将他们关进一间牢房里监听其谈话。
据谷正文回忆，张志忠天天组织同牢房的人批斗蔡孝乾，指着鼻子骂他：“侵吞1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由叛徒变为特务的谷正文曾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受过罗荣桓领导，很熟悉共、产党内情况。他在回忆录中指出：“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形迹过于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能有几分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那么中共在岛内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
蔡孝乾叛变后在一周内就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包括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内的400多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逮捕，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被破坏。
蔡孝乾叛变后，出卖战友、同志达到了利令智昏、丧心病狂的地步。谷正文回忆说：“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满；而张志忠虽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对他的评价最高。蔡孝乾每天只拼命照我给他的自白书大纲写着，这些手稿竟堆了有半人高。”
在1950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蒋经国说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保密局一共破获了80多件“中共间谍案”。光是因为蔡孝乾投靠国民党，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就多达1800多人。
蔡孝乾叛变后加入国民党，任“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又任职于“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后升任该室少将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由于作恶多端，担心被地下党暗杀，蔡孝乾长期被严加警卫，深居简出，1982年10月在台湾病死。
在国民党的残酷屠杀中涌现出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宁死不屈的英雄
1950年6月10日，一排士兵走进位于台北延平南路的保密局监狱，押解即将行刑的死刑犯。四名威武不屈的勇士，被五花大绑，以军用大卡车载往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的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华东局女特派员朱枫、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吴石的亲信随员聂曦上校。
吴石：蒋介石身边的“定时炸弹”
吴石，1894年8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1911年福建北伐学生军，1912年8月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受训，1914年8月-1916年8月保定军官学校三期炮科学习，与白崇禧结为好友，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回闽参加地方部队工作，1918年任闽军上尉参谋；1925年10月任黄埔军校战术教官；1926年初任北伐第一军第四师参谋长；1927年任福建军事厅参谋处长），曾留学日本炮兵学校（1928年1月陆军野战炮兵专门学校），毕业后又进入（1931年12月-1934年11月）日本陆军大学，在两所学校毕业时都名列第一，轰动了中日两国的军界。他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1934年3月任南京政府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一处课长，作战部第二组副组长），吴石在国民党陆军大学任教官多年，国民党军队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他的学生。
（1935年3月任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一处处长、第二厅第二处处长；1936年2月少将；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桂林行营参谋处长；1938年3月任军训部主任参事、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1940年10月任第四战区参谋长；1942年1月中将；1944年3月任第十六集团军副司令；1945年3月任第二方面军参谋长）
1939年，吴石与20余年未见面的老友吴仲禧重逢。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他已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共，此后一直在国民党军队的上层做地下工作。
1940年底，白崇禧推荐吴石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吴仲禧也在这时调柳州任第四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两位老友又一起共事。几年里，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吴仲禧回忆说：“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
抗日战争后期，吴石曾在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任中将主任。吴仲禧则在1946年1月调任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等人指示吴仲禧设法通过吴石的关系在国防部内找一个实职，以便更好地开展军事情报工作。
（1946年6月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史政局局长；1949年2月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
1946年9月，经吴石帮忙，吴仲禧被委任为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这样，吴仲禧可以利用这个职务，借着到各地巡查、视察部队之便，搜集军事情报。
1947年4月，吴石与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见面后，与共产党正式建立联系。他经常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递交给华东局。
1948年6月，吴仲禧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吴仲禧在南京见到吴石，吴石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参谋长李树正，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吴仲禧到徐州后，李树正看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看见1：25000的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国共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把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战线的形势反映得清清楚楚。吴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设法将上述情报向潘汉年汇报。吴仲禧回忆说：“这次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帮助，没有李树正按照吴石的嘱托作了种种关照，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
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余箱军事机要档案，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吴石以福州有“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吴石派人将500余箱机要档案从南京押送抵达福州，保存在于山戚公祠大殿内。此时，吴石已得悉自己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便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机要档案悉数献给解放军。
1949年5月下旬，吴石到福州上任，国民党当局电促速将存福州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一方面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运往台湾；另一方面下达“死命令”，要部下、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组长聂曦和随从参谋王强把298箱绝密档案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最后交给了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7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找到吴仲禧。吴石告诉吴仲禧，福建绥靖公署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吴仲禧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吴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为了避免嫌疑，（1949年11月，任国防部参谋次长）他偕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子女去（幼女吴学成、幼子吴健成）台湾，留下大儿子吴韶成（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河南省冶金建材厅总经济师）、大女儿吴兰成（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在大陆。
10月25日，解放军在缺乏军事情报的情况下，攻打金门失利。11月，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也受到重大损失。这两仗给解放军敲了警钟：解放台湾比预想得困难。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枫赴台与吴石联系。
11月27日，朱枫从香港抵台，与蔡孝乾取得联系。一个星期后，吴石在寓所秘密接见朱枫，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另外，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部门。其中，几份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
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吴石，以及吴石的夫人王碧奎、吴石的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吴石的亲信随员聂曦上校等人。
5月6日，吴石临刑前，大义凛然，从容吟诵了在狱中所作的一首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吴石被害后，国民党保密局派人清理这位“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家产时，仅查出一根四两重的金条。连负责搜查的特务也不无感慨：这么大的官，太不值得了。
朱枫：中共台湾地下党的“江姐”
朱枫，1905年生。浙江镇海人，出身富裕家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两个月，朱枫还在香港从事情报工作。丈夫朱晓光已随解放大军，从东北南下，到上海参加接收工作，被任命为新华书店主要领导。从8岁起就在随军征战中长大的女儿朱晓枫已经18岁了，进入上海医学院学医。组织上了解朱枫家庭的实际情况，已经决定将她调往上海。8月，朱枫把带在身边正在读小学的儿子朱明托好友先带回上海，而自己则把手头的工作做个了结。办好工作移交，她写信给丈夫和女儿：“现在随时可以走得了！”
在朱枫一家共梦团聚的日子里，华东局有关领导正在考虑一项重大使命的人选。新中国即将成立，解放台湾箭在弦上，但金门、舟山之战意外受挫，急需派人入台与地下党取得联系，但谁能担当如此重任？忠诚、机警、成熟，而且在台湾还有社会关系的朱枫成了第一号理想人选。
可是，上级深深了解朱枫十余年来在敌人心脏出生入死，在即将调回上海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又让她担此风险，确有不忍。但在没有第二个选择的时候，组织上终于找她谈话，并征求其意见。这个任务虽出乎预料，但朱枫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立即给丈夫写了一封不太好懂的家书：“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个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
朱枫22岁远嫁东北，丈夫是奉天兵工厂的总工程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朱枫和丈夫返回镇海。第二年夏，丈夫不幸病逝，留下两个孩子。前夫的大女儿阿菊、女婿王昌诚当时都在台湾。女婿是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几个月前，朱枫刚刚接到过女儿、女婿的来信，邀她去台湾玩，还寄来相关证件，但被她婉言谢绝。现在，她真的要去看望多年未见的女儿、女婿了。在她身上，有组织开出的两封介绍信，一封给蔡孝乾，一封给吴石。在衣服隔层中，还藏有金项链和金手镯。
1949年11月27日，朱枫从香港抵达台湾基隆，阿菊和丈夫一起来迎接朱枫。虽然不是亲生，但朱枫和阿菊母女俩关系很好。根据出发前与上级的商定，这次赴台，朱枫只单线会两个人，完成任务即返回。
凭借阿菊夫妇的天然屏障，朱枫先会蔡孝乾，双方约定联系方式；不久又与吴石接上头，并前后七次相晤，获得大量绝密军事情报，又迅速通过关系，陆续转香港送往大陆。40多天的出生入死，朱枫顺利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得到上级的指示：“速回。”
1950年1月14日，朱枫让阿菊买了去香港的船票，还顺便托一位朋友捎回给上海亲人一张便条。便条上只有几个字：“凤（朱枫在家小名桂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
朱枫在等船票时，台湾方面已经实施“戒严”，进出台湾的海空通道全被关闭。紧急关头，她求助吴石。吴石冒险开出“特别通行证”，通过军用飞机，将朱枫送到还在国民党军手中的舟山，谋求利用舟山渔船，让朱枫返回老家镇海。
2月2日，蔡孝乾被抓，很快叛变，供出了朱枫和吴石。他还打电话找朱枫，但朱枫已经走了。在吴石寓所，特务搜到了为朱枫开出的“特别通行证”的证据。于是，吴石“通敌”罪证和朱枫去向全部暴露。朱枫到舟山后在某医院的好友处藏匿。2月18日，朱枫在定海被逮捕。
朱枫意识到凶多吉少，在沈家门被羁押时，从皮衣的夹缝中剥出金项链和金手镯，分四次吞下，决心以身殉职，但被敌发觉，到医院把金物取出，押回台湾。
国民党特务原以为朱枫女流之辈，一定会像蔡孝乾一样贪生怕死，出卖同志，但朱枫大义凛然，宁死不屈。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当局将朱枫枪杀在台北。
1951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枫为革命烈士。
陈宝仓：为正义献身的国民党中将
陈宝仓，1900年出生。河北遵化人。中学毕业后弃文从武，考入河北清河军官预备学校，两年期满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工兵科。1923年毕业后即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阎锡山部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参谋长、司令部教育科长）。
1937年初，陈宝仓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科科长兼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负责武汉防务。8月，日军向上海进攻。双方实力悬殊，陈宝仓受命担任昆山城防司令，给日军以迎头痛击，为上海及长江下游的百姓、物资转移争取了时间。
1938年春，陈宝仓参加宣城战役，遭日机轰炸导致右眼失明。6月，日军以海、空军配合向武汉进攻，陈宝仓眼伤未愈即奉调参加武汉会战。后经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推荐，出任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的参谋长，参加德安战役。是役，歼灭日军2万余人。
1939年春，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陈宝仓任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负责两广军事政务。
在这期间，陈宝仓有机会与共产党人、文化人士广泛接触，成为共产党的真诚朋友。1939年秋，日军为了封锁中国出海口，截断国际对中国的物资支援，以10余万之众，从海南岛偷渡，在广西钦防沿岸登陆，沿邕钦公路攻占南宁，直陷昆仑关。国民党调集部队发起总攻，陈宝仓负责组织指挥灵山方面战役。桂南会战历时一年，毙伤曰军4万余人，迫使日军南撤。
抗战胜利后，陈宝仓调任第四兵站总监部总监。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向蒋介石告发陈宝仓有遗失给养物资、资助解放军的嫌疑，陈宝仓因而被免职。1948年春，陈宝仓在香港加入民革，并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饶彰风、方方等接触，表达了可以赴台湾为实现祖国统一做工作的愿望和决心。年底，陈宝仓案被撤销，调任国防部中将高参。
1949年，陈宝仓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的派遣赴台湾工作。1950年6月，因蔡孝乾出卖，陈宝仓身份暴露，与吴石、朱枫、聂曦被国民党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从容就义。1952年，毛泽东签署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
聂曦：宁死不屈的钢铁壮士
聂曦，原名聂能辉，福建省福州市人，1917年出生。历任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组长、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上校军衔。
1949年福州解放前夕，吴石前往福州正式就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时，国民党当局电促速将存放在福州的档案运台。吴石命令聂曦和随从参谋王强把298箱绝密档案全部转移。福州解放后，这批军事绝密档案被王强移交给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聂曦随吴石赴台后，朱枫前往台湾与吴石会面，聂曦充当了二人之间的信使，将大量绝密情报，通过朱枫转给大陆。蔡孝乾叛变后，聂曦被捕。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英勇就义。聂曦时年仅33岁，是四位烈士中最年轻的。台湾媒体在报纸上报道时，还配发了一张聂曦临刑前被押赴刑场的照片。聂曦身穿白衬衫，下半截扎在军裤内，脚穿马靴，两手被反绑在背后，表情自然，面露微笑。他临刑前的那张照片，堪称舍生取义的经典瞬间，令后人惊叹不已。
其他英烈及幸存者
除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四位著名英烈外，还有一大批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杀害。
担任中共台湾工委武装部部长的张志忠，被捕后经过国民党四年多“感化”仍坚贞不屈。蒋经国曾两次到监狱对张志忠进行劝降。国民党用尽一切手段无效后，于1954年3月16日将张志忠杀害。中组部经过长期的调查核实，于1998年1月将张志忠和夫人季沄定为烈士，并通知了他们的亲属。
担任中共台湾工委委员、负责领导工委机关报《光明报》的林英杰，1946年受中共华东局的指派，到台湾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9年6月，《光明报》发表林英杰起草的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论，震撼全岛，也惊动了蒋介石。国民党特务开始追查《光明报》，林英杰当机立断，通知与案件有直接关联的地下党员陈仲豪、王致远、陈少麟、方乔然等人尽快撤退到大陆。林英杰把一批批同志送回大陆，自己却留在台湾，继续同敌人作斗争。1950年3月，林英杰被抓获。7月22日，林英杰被枪杀，年仅37岁。林英杰牺牲后，其亲属于1957年得到时任内政部部长谢觉哉的鼎力帮助，领到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和烈士家属证明书。
担任中共台湾工委山地工作委员会书记的简吉，是名“老台共”。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时，简吉与张志忠在嘉义组织台湾自治联军。1950年，简吉被捕，视死如归。1951年3月7日，简吉在台北马场町被枪杀。
中共台湾地下党员、台湾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被捕后视死如归。其夫人蒋碧玉也是地下党，面对来势汹汹的保密局特务大义凛然：“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地死去！”夫妇双双英勇就义。
中共地下党员、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福建闽侯人。台湾光复后，刘晋钰是第一批到台湾接收电力设施的专业人员。后来，台湾电力公司成立，刘晋钰被委任为台湾电力公司董事兼总经理。1950年7月17日，刘晋钰被枪杀。
王正均，吴石副官，因协助吴石为中共搜集、传递情报，被捕后面对严刑与利诱拒不承认犯罪，于1950年8月10日英勇就义。2011年7月1日，民政部下发“关于批准王正均为革命烈士”的通知。
1950年2月6日，中共中央社会部台湾工作站被特务机关破获，安学林、苏艺林、陈平、葛仲卿等百余人被捕，不屈者均被枪杀。
中共台湾工委的罗天贺被判死刑，从容自若，慷慨赴死！
刘光典曾是当年台湾“中共间谍案”的重要人物，他与吴石、朱枫一起被后人称为中共在台情报工作的“三杰”。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刘光典接受了中共的主张，参加中共领导的地下组织。他多次出生入死，搜集、传递情报，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及东北全境的解放贡献了力量。被叛徒出卖后，英勇就义。
1950年因蔡孝乾叛变，中共台湾地下党员刘青石遭到国民党通缉追捕。他在墓地中潜伏4年后于1954年被捕，成为最后一名被捕者。
谢汉光（1917-1996）是有记录可查在台湾坚持斗争最长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谢汉光是广东丰顺县人。抗战胜利后，他受中共华南分局派遣，进入台湾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9月下旬，台中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谢汉光在逃脱后下山，潜逃到台东一个极为偏僻的山林小村，得到村长的帮助，冒名顶替失踪多年韵高山族农民叶依奎，在那里干活，度过了艰难险恶的39个年头，一直到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才得以走出深山，重见天日。1988年12月8日，谢汉光手持叶依奎的身份证，回到广东省丰顺县老家，与离别50多年之久的发妻和子孙相聚。历经两年（在其战友、汕头大学当图书馆主任陈仲豪帮助下）的艰苦努力，（1995年5月23日）经中组部审查确认，其党籍获得恢复，还享受了离休干部的生活待遇[3]。两年后，75岁的谢汉光病逝。
历经九死一生侥幸返回大陆的地下党员寥寥无几。
谢雪红（1901-1970，1949年后，任全国妇联执委，全国青联副主席，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老台共”早在“二二八”事件后便返回大陆，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成长。他们是台湾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中的幸运者。
吴克泰（1925-2004，台湾宜兰人。台湾大学法学院肄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组组长、亚洲部副主任、国内部副主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联络部主任、信息中心副主任。1983年后，长期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重要领导职务），1946年3月中旬被上海地下党派往台湾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3月，根据上海局通知，台湾地下党派吴克泰率领台湾省青年代表团来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本来预定很快就要随同解放军打回老家去，却因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留在了大陆。新中国成立后，吴克泰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还有一些人既未蒙难，也未返回大陆，在台湾长期隐居下来。这些人历经沧桑沉浮，没有出卖组织，没有出卖同志，在白色统治下能够活下来实属不易。
国共对抗关系解冻后，英烈踏上回家路
长期以来，牺牲在台湾隐蔽战线的英烈在大陆始终是无名英雄，他们生前的惊天壮举无人知晓，死后遗骨无人认领。随着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离世，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之间发展出和解、双赢的全新关系，国共历史恩怨逐步淡化。
2010年12月9日，朱枫殉难60周年后，骨灰由台湾运抵北京。2011年，在宁波镇海区的朱枫纪念园，举行了盛大的骨灰安葬仪式。
吴石的遗骨回归大陆比朱枫早了16年，但他被确定为革命烈士比朱枫晚了22年。与朱枫等同时被国民党处决的烈士们不同，吴石的革命烈士身份直到1973年才得到确认。
吴石有一子一女留在大陆。长子吴韶成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高级经济师，曾任河南省冶金建材厅总经济师，河南省第六、七届人大代表；长女吴兰成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曾任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市第六、七、八届政协委员，还是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他们长期承受着外界的误解甚至迫害。1972年，吴韶成写信向中央申诉。周恩来看信后，会同当年中央军委主管何遂、吴石单线联系的叶剑英，报请毛泽东批准，于1973年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吴韶成、吴兰成才得以解脱困境。
吴石夫人王碧奎当年也牵连入狱。吴石牺牲后，王碧奎经多方营救才被释放，独自含辛茹苦抚养尚幼的一子一女，直到1980年5月才得以移居美国。1981年冬，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吴韶成、吴兰成赴美探亲。分离30余年后，一家人终获团聚。
1991年12月10日，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国务院原副秘书长罗青长，在接见吴韶成、吴兰成兄妹时说：“我们对你们父亲的事一直念念不忘，我是当事人之一。1972年接到你（指吴韶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申诉报告，周总理、叶帅都亲自过目并作了批示，派人去河南专门处理此案，落实政策。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总理弥留之际，还不忘这些旧友，专门找我作过交代。你们父亲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作过很大贡献，这有利于加速军事进程，避免重大伤亡。最终他献出生命，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1993年2月，王碧奎在洛杉矶逝世。1994年，吴石小女吴学成从台湾捧回了父亲的遗骨，吴石幼子吴健成从美国捧回了母亲的遗骨，有关部门遵照两位故人的遗愿，把他们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1994年1月4日，罗青长为吴石烈士纪念册题词：“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陈宝仓的骨灰回归大陆最早，但也历经艰险。1950年6月，陈宝仓遇难时妻女在香港，有好心人根据衣服和旧伤找回其遗体并火化。7月，女儿的一位同学乘船将骨灰送往香港。快要抵达时，由于没有入港证，她将骨灰盒绑在身上，跳入大海，偷渡上岸。当陈宝仓家人拿到骨灰盒时，里面还是潮的。1952年，陈宝仓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53年，陈宝仓公祭仪式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隆重举行，李济深主祭并宣读祭文。当时，陈宝仓家人要求从简，没有在碑后面镌刻任何文字。
与朱枫、吴石、陈宝仓等英烈相比，其他烈士遗骨回归大陆步履艰难。
1949年初，国民党败退台湾，接受渗透任务的中共情报人员，纷纷蹈海远行。这一年，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空军飞机修理厂中尉王瀛成被派往台湾，某舰队政治部干部戴龙被派往台湾。
1949年初秋，戴龙被派往台湾时，女儿戴筱萍才4岁。她记得那一天，穿着黑西装的父亲抱着她开始流泪，然后出门远行。戴筱萍对父亲只剩下模糊的印象，高高瘦瘦的，有军人的威严。
王瀛成是较早离开大陆的情报人员，在上海解放之前，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已经乘船南下。1949年10月，王瀛成没有能和子女王道元、王道乾兄妹告别就奔赴台湾。上海解放后，兄妹从苏北老家赶往上海，却发现父亲已经不知去向。
就在此前半年，已经在苏北解放区参加工作的王道元来上海替解放区的医院购买药品。他和父亲在城郊的一座道观内见了面，并劝父亲回老家，父亲不肯。
戴龙则先至广州，再到香港，最后以测量学校教官的身份渡海。戴龙到台湾后借住在台北的亲戚家，以访友问旧的名义四处联络，搜集情报。他和更早来台的王瀛成想策反一名电台人员，但最终失败。最后，他们只好通过挂号密码的形式报告情报。蔡孝乾叛变后，戴龙和王瀛成也被捕了，后被枪杀。
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戴筱萍都想寻找父亲。她和母亲成了失踪军人家属，这个身份曾让她喘不过气来。“是死了还是叛变了都不知道，到头来好像还是我们的过错。”戴筱萍记得那时一有政治运动，就会有人来家里，质问她父亲到底去了哪儿。她的母亲垂着头，只是哭。她们也去某舰队问过，得到的答复是这是秘密，不能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组织上终于通知了她们，戴龙早在1950年就在台湾牺牲，情况搞清楚了，可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12年，戴龙的墓碑在台北六张犁墓区被找到。
王道元兄妹也希望知道父亲的下落。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兄妹俩去拜访反映中共地下斗争的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的作者吕铮。这位老作家曾是上海的地下党员，又曾在广州担任过对台的联络员。吕铮认识王瀛成，并讲述了他蒙难的经过。后来，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脚》改编成电影《保密局的枪声》，王道元兄妹俩反复看了四遍，总感觉里面有父亲的身影。
在本文结束的时候，笔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台湾英烈回归大陆的工作已经开始启动。他们将像志愿军英烈从韩国回归祖国一样，在大陆得到温暖的安息之地，供后人景仰、缅怀、凭吊。
[1] 1908—1982，曾用名蔡乾、蔡前、杨明山，出生于台湾彰化县花坛乡。6岁进入日本人办的彰化公学校读书，1922年毕业后留校任代课教员。1924年至1925年上海大学，参加上海台湾青年会，并参与组建新的旅沪台湾同乡会和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1926年7月返回台湾，参与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左翼。1928年4月当选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中央常委。1928年8月秘密乘船赴闽。1932年4月到中央苏区军团政治部工作。同年6月当选为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主任。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的长征。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八路军总部赴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至1939年曾担任八路军总部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后被调回延安。1945年8月被指定为中共中央“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负责人。1946年7月潜返台湾，中共台湾省工委成立后，任书记。1950年1月29日被抓捕，在外出途中逃脱；3月再次被捕，很快叛变。叛变后，被蒋介石授予少将军衔，长期在国民党保密局的监控下从事“匪情研究”，1982年去世。
[2] 1910—2007，别名郭同震，山西汾阳人，早年就读于汾阳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九一八事变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抗战爆发后，在林彪的八路军115师担任侦察大队队长，后被国民党逮捕，随即叛变加入军统，直至解放前夕一直担任军统华北地区的负责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戴笠死后又被毛人凤重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任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特勤处少将主任，专门从事对大陆的颠覆渗透工作。1955年4月策划了著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3] 县民政局：根据省委粤组审（1995）16 号、梅市干函字（1995）11 号通知，中央组织部决定，一九八八年从台湾回归丰顺定居的谢汉光同志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一九四七年初算起，从一九九五年四月五日起按一般干部（科员）办理离休。月标准工资按科员六档123 元，科员九级 164 元，基础工资 90元，工龄津贴 49元，共计 426元。办理离休后，离休费按有关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