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黨史博覽2015.3
“你的名字無人知曉，你的功勳永垂不朽。”這是一段封存了60餘年的秘密。2014年清明節前夕，筆者前往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緬懷英烈，全方位探尋并揭開這一封存的秘密，以展現為了祖國統一在台灣英勇獻身的幹餘名英烈。
1949年前後，按照中共中央關于解放台灣的決策部署，中共向台灣秘密派遣黨員和進步人士達1500餘名。20世紀50年代初，由于叛徒出賣，島内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大批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被捕，其中被國民黨當局公審處決的有1100餘人，餘下400餘人僥幸逃脫追殺，最後能回到大陸的屈指可數。
2013年10月，由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建設的無名英雄紀念廣場，是為了紀念犧牲于台灣的大批隐蔽戰線的無名英雄。這是官方第一次以紀念廣場的形式公開紀念那段塵封的曆史。
在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花崗岩烈士名錄牆上，筆者看到鑲刻着到目前為止、經各方查找發現的846位當年犧牲于台灣的烈士英名，尚有200多名烈士的姓名沒有下落。
烈士名錄牆上留有許多空格，以便将來發現新的英烈名字可以随時增補上去，供後人瞻仰。
筆者通過采訪總政治部聯絡部有關人士，翻閱台灣大量解密的資料，以及烈士的戰友、親屬回憶，台灣學者撰寫的文章，記者的有關報道，還有當年國民黨保密局特務頭子的回憶，了解到台灣地下黨的發展、消失過程和幹餘名烈士被殘害的來龍去脈，從而來展現那段悲壯的曆史，告慰為祖國統一獻身的英烈們。
日本共産黨台灣民族支部和延安派去的黨組織共同組成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隐蔽戰線開展鬥争
台灣被日本侵占後，島内人民仍同大陸保持着密切聯系。20世紀20年代初，一些進步青年回大陸學習時接受了共産主義思想，如謝雪紅在1925年便于上海參加五卅運動，同年加入中共，年底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同鄧小平、蔣經國為同期同學。
1928年4月，當時以旅滬台灣革命青年為骨幹的台灣共産黨（後被俗稱為“老台共”）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館的二樓上成立。第一屆領導人為林木順、林日高、莊春火、洪朝宗、蔡孝乾，中央候補委員有翁澤生、謝雪紅，台共書記為林木順。
台灣共産黨是在中共中央幫助指導下建立的，不過按照共産國際關于殖民地黨組織應歸宗主國黨組織領導的原則，當時的名稱是日本共産黨台灣民族支部，歸日共領導。
台共建立後即返島發動群衆，并于1929年在台灣中南部發起小規模暴動。日本警方随之展開第一次“台共大檢肅”，逮捕了許多骨幹。随着日共組織在本土被破壞，1931年日本警方在台灣全島發動第二次“台共大檢肅”，抓捕了台共領導謝雪紅等人并判重刑，導緻組織瓦解，隻剩下少數人隐蔽民間或潛回大陸。蔡孝乾[1]回福建後進入中央蘇區，作為台灣代表參加了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後跟随紅軍長征到達陝北，抗戰時還擔任過八路軍敵工部部長。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随後，國民黨軍由美軍運送接收台灣，中共中央也決定在台灣建立黨組織。當時在延安的蔡孝乾是唯一有紅軍資曆的台灣幹部。雖然此前犯過生活作風錯誤，但鑒于他熟悉島内情況并經過長征考驗，中共中央還是任命此人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
9月，蔡孝乾從延安出發，經淮安到達上海。在上海學習一個多月後，為盡快到台灣發展組織，黨組織委托上海台灣同鄉會會長李偉光為蔡孝乾辦理了入台手續。初期的台灣工委幹部包括簡吉、謝雪紅、陳福星、張伯顯、廖瑞發、林梁材、林英傑等人。
1946年4月，首批幹部由張志忠率領從上海搭船潛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蔡孝乾則于7月進入台灣，聯絡島上的“老台共”謝雪紅等人秘密建立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陳澤民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領導台南、高雄、屏東等地區工作；洪幼樵任委員兼宣傳部部長，領導台中、南投等地區工作；張志忠任委員兼武工部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的工作。
由于台灣受日本半個世紀統治，大陸革命風潮對島内影響較小，群衆對共産黨缺乏了解，台灣工委一年内發展黨員不過百餘人。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掀起台灣全島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民變，中共台灣工委因事先缺乏準備，隻有謝雪紅和張志忠等人組織部分群衆參加鬥争。随後，國民黨當局實行白色恐怖，台灣工委的秘密活動更加困難，不過民衆不滿情緒的增長也為地下黨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1948年底，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面臨崩潰，其黨政軍機構和特務機關陸續遷台，對島内的控制進一步加強，但是地下黨組織還是得到快速發展。1949年5月上海解放，蔣介石敗退台灣，此時台灣工委向中共中央報告稱地下黨員發展到1300人，同情黨并參加地下活動的群衆還有2000人，如果再加上可以動員的普通群衆，可以掌握的群衆将達5萬人，但這在島内700多萬人口中力量仍很薄弱。後來，陸續從大陸派遣的共産黨員和當地發展的黨員、進步人士達1500多人。1949年解放戰争凱歌高奏，解放台灣成為一項重大戰略任務。毛澤東在這一年7月曾提出“我們必須準備攻台灣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内應和空軍”。這裡所說的“内應”便是島内的地下黨組織。
台灣工委成立後，為配合解放軍解放台灣，組織台灣民衆開展反蔣鬥争，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9年春，台灣工委向各級地下黨下達了工作方針：“各級黨的組織，必須将每個黨員、積極分子動員起來，在一切為了配合解放軍作戰的總口号下，立即轉入戰時體制，建立必要的戰時機構。”并在台北市創辦了《光明報》。6月，《光明報》發表題為《紀念中國共産黨誕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論。文章是由中共地下黨員林英傑起草的，文中分析了大陸解放戰争的大好形勢，向台灣人民轉告了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南京以後大舉南下的消息，指出全國解放指日可待的發展趨勢，号召台灣人民積極行動起來，做好一切準備，迎接全國解放。後來，台灣全島很多地方包括公共場所都出現了《光明報》和革命标語。
中共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蔡孝乾被捕叛變，引發台灣黨組織全面災難
1949年4月6日，台灣工委發動了反美、反蔣的學潮。三個月後，有人在台北台灣大學校園裡散發地下黨的機關報《光明報》。特務人員将一份《光明報》呈給台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陳誠。數日之後，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在陽明山官邸召開會議，當面痛斥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内政部”調查局局長季源溥、台灣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緝。
陽明山緊急會議後三天，保密局特務抓到早先在台灣大學校園散發《光明報》的四個學生。一個叫戴傳李的學生供稱，報紙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給他的，而把報紙交給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學校長、中共基隆工委書記鐘浩東。8月14日淩晨3點半鐘，保密局派出三個行動小組，進入基隆中學校長寓所，逮捕了鐘浩東，同時搜出了印制《光明報》的器材，及大量有關宣傳資料。
鐘浩東曆經了三天三夜連番訊問，表現得十分堅強，但日以繼夜的訊問使得他有些精神恍惚。鐘浩東忽然反問訊問他的谷正文[2]“老鄭怎麼樣？”雖說鐘浩東不肯說出“老鄭”是誰，但谷正文心裡明白，“老鄭”肯定是中共在台灣的頭面人物。
鐘浩東被捕後，保密局陸續又抓捕了44個地下黨，輪番偵訊告一段落，每個人都像被擠光的牙膏。44個地下黨當中，鐘浩東、蔣碧玉、羅卓才、張奕明等7人被槍決，其他人按情節輕重分别被判處徒刑。
特務從鐘浩東嘴裡問不出“老鄭”的底細，不死心。10月間，地下黨高雄市工委負責工運的李汾，在參加完秘密會議後，被保密局特務抓住。李汾是高雄鐵廠的一名工人，他供出了中共台灣工委副書記陳澤民。特務讓他去接頭時，對陳澤民實施了抓捕。經嚴刑拷打，陳澤民說出了“老鄭”的住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但當特務趕到此住所時，已空無一人。
12月末，特務們通過被捕者的供詞和武裝據點對外聯系暴露的線索，在街上抓捕了負責軍事工作的台灣工委副書記張志忠。張志忠視死如歸，特務們用盡酷刑一無所獲，隻好另想辦法。
1950年1月29日，在“老鄭”住所長期蹲守的特務抓到回家的一個40多歲的男子。此人報了假名字和假身份，被關押期間要求提供美食。谷正文回憶說，自己一眼便看出此人有追求享受的弱點，便讓人天天給他買餃子。一星期後，此人說：“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瘋了！”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檔的波麗露西餐廳買。吃完牛排後，此人說為表示感謝，可帶他們找共産黨的一個據點。特務讓他帶路，結果此人走進一個黑暗廠房時，突然跑掉了。
“老鄭”逃走後，谷正文發現他正是中共台灣地下黨最高負責人蔡孝乾，在他住所搜到的筆記上還發現“吳次長”三個字。因台灣“國防部”參謀次長中吳姓者隻有吳石一人，谷正文認定吳石在向中共提供情報。蔡孝乾叛變後出賣了吳石，驗證了谷正文的判斷。
上了鈎的“大魚”跑了，國民黨特務豈肯罷休。谷正文得到“老鄭”逃走的消息後，火速從高雄趕回台北。毛人鳳威脅谷正文，怪他督導不周，處分記大過兩次，如果抓回“老鄭”歸案，這兩次大過可免。谷正文開始部署再抓“老鄭”。
兩個月後，谷正文又掌握了蔡孝乾在“老台共”時的一些關系。通過追查拷問，谷正文得知蔡孝乾已躲往嘉義農村，便派看押過他的特務去查找。
為了避免顯眼，特務們換上農民服裝，到當地後在鄉間路上遠遠看到一個穿西裝的人。他們感到在鄉村穿西裝很反常，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鄭”。經查問，原來他在鄉下躲藏兩個月後，感到清苦難耐，想到鎮上西餐館解饞，就顧不得着裝上的大忌了。
對蔡孝乾、陳澤民、張志忠等人的審問結束後，毛人鳳、谷正文想了解這些人如何總結教訓，便将他們關進一間牢房裡監聽其談話。
據谷正文回憶，張志忠天天組織同牢房的人批鬥蔡孝乾，指着鼻子罵他：“侵吞1萬元美金工作經費，天天上波麗露西餐廳吃早點，竟然還敢到處張揚他是共産黨在台灣的領導人。”由叛徒變為特務的谷正文曾在八路軍一一五師受過羅榮桓領導，很熟悉共、産黨内情況。他在回憶錄中指出：“我認為，共産黨在台灣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于樂觀，以緻形迹過于暴露之外，其領導人蔡孝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緻命傷！”“能有幾分周恩來或者羅榮桓的才氣，那麼中共在島内這頁隐蔽戰線鬥争史，恐怕要改寫。”
蔡孝乾叛變後在一周内就供出所有的名單資料，造成包括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在内的400多名共産黨人和進步人士被逮捕，導緻台灣工委下屬組織全部被破壞。
蔡孝乾叛變後，出賣戰友、同志達到了利令智昏、喪心病狂的地步。谷正文回憶說：“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滿；而張志忠雖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對他的評價最高。蔡孝乾每天隻拼命照我給他的自白書大綱寫着，這些手稿竟堆了有半人高。”
在1950年5月的一次會議上，蔣經國說從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保密局一共破獲了80多件“中共間諜案”。光是因為蔡孝乾投靠國民黨，被抓捕訊問、清查的關系人，就多達1800多人。
蔡孝乾叛變後加入國民黨，任“國防部”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1956年又任職于“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後升任該室少将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由于作惡多端，擔心被地下黨暗殺，蔡孝乾長期被嚴加警衛，深居簡出，1982年10月在台灣病死。
在國民黨的殘酷屠殺中湧現出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等甯死不屈的英雄
1950年6月10日，一排士兵走進位于台北延平南路的保密局監獄，押解即将行刑的死刑犯。四名威武不屈的勇士，被五花大綁，以軍用大卡車載往馬場町刑場。英勇就義的是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将、中共華東局女特派員朱楓、國民黨“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将、吳石的親信随員聶曦上校。
吳石：蔣介石身邊的“定時炸彈”
吳石，1894年8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倉山區。（1911年福建北伐學生軍，1912年8月武昌第二預備軍官學校受訓，1914年8月-1916年8月保定軍官學校三期炮科學習，與白崇禧結為好友，以第一名成績畢業回閩參加地方部隊工作，1918年任閩軍上尉參謀；1925年10月任黃埔軍校戰術教官；1926年初任北伐第一軍第四師參謀長；1927年任福建軍事廳參謀處長），曾留學日本炮兵學校（1928年1月陸軍野戰炮兵專門學校），畢業後又進入（1931年12月-1934年11月）日本陸軍大學，在兩所學校畢業時都名列第一，轟動了中日兩國的軍界。他被稱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詩、能詞、能書、能畫、能英語、能日語、能騎、能射、能駕、能泳。
以優異成績畢業回國後（1934年3月任南京政府參謀本部第二廳第一處課長，作戰部第二組副組長），吳石在國民黨陸軍大學任教官多年，國民黨軍隊的許多高級将領都是他的學生。
（1935年3月任參謀本部第一廳第一處處長、第二廳第二處處長；1936年2月少将；1937年抗戰爆發後任桂林行營參謀處長；1938年3月任軍訓部主任參事、軍令部第二廳副廳長；1940年10月任第四戰區參謀長；1942年1月中将；1944年3月任第十六集團軍副司令；1945年3月任第二方面軍參謀長）
1939年，吳石與20餘年未見面的老友吳仲禧重逢。當時吳仲禧在韶關任第四戰區長官部軍務處處長和韶關警備司令。他已于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秘密加入中共，此後一直在國民黨軍隊的上層做地下工作。
1940年底，白崇禧推薦吳石任第四戰區中将參謀長，吳仲禧也在這時調柳州任第四戰區中将軍法執行監。兩位老友又一起共事。幾年裡，吳石經常流露出一種憤懑、失望的情緒。吳仲禧回憶說：“吳石對共産黨人是有好感的。他讀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軍事著作，在武漢珞珈山聽過周恩來的演講，還同葉劍英等人有過交往。”
抗日戰争後期，吳石曾在重慶軍政部部長辦公室任中将主任。吳仲禧則在1946年1月調任南京軍事參議院中将參議。上海地下黨組織負責人潘漢年等人指示吳仲禧設法通過吳石的關系在國防部内找一個實職，以便更好地開展軍事情報工作。
（1946年6月任國防部史料局局長、史政局局長；1949年2月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
1946年9月，經吳石幫忙，吳仲禧被委任為國防部監察局中将首席監察官。這樣，吳仲禧可以利用這個職務，借着到各地巡查、視察部隊之便，搜集軍事情報。
1947年4月，吳石與中共華東局書記劉曉等人見面後，與共産黨正式建立聯系。他經常往返于滬甯之間，不斷送來重要情報，遞交給華東局。
1948年6月，吳仲禧被派往徐州“剿匪”總指揮部。吳仲禧在南京見到吳石，吳石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學生、徐州“剿匪”總指揮部參謀長李樹正，請李多加關照，給予方便。吳仲禧到徐州後，李樹正看了吳石的信，對吳仲禧格外客氣，帶他到總部的機要室看作戰地圖。吳仲禧看見1：25000的軍用地圖上，詳細标明國共雙方部隊的駐地、番号、兵種等，把東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條戰線的形勢反映得清清楚楚。吳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記錄下來，設法将上述情報向潘漢年彙報。吳仲禧回憶說：“這次任務的完成，如果沒有吳石的有力幫助，沒有李樹正按照吳石的囑托作了種種關照，是不可能這樣順利的。”
國民黨國防部尚保存有500餘箱軍事機要檔案，國防部部長白崇禧、參謀總長陳誠主張直運台灣。吳石以福州有“進則返京容易，退則轉台便捷”為理由，建議暫移福州。國民黨當局采納了他的意見。于是，吳石派人将500餘箱機要檔案從南京押送抵達福州，保存在于山戚公祠大殿内。此時，吳石已得悉自己将出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便打算一旦時機成熟就在福州起義，将這批機要檔案悉數獻給解放軍。
1949年5月下旬，吳石到福州上任，國民黨當局電促速将存福州檔案運台。吳石則以“軍運緊，調船難”為借口，一方面以百餘箱參考資料、軍事圖書權充絕密檔案運往台灣；另一方面下達“死命令”，要部下、國防部史政局總務組組長聶曦和随從參謀王強把298箱絕密檔案轉移到位于倉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書庫匿藏，最後交給了解放軍第十兵團司令部。
7月，吳石由福州經廣州輾轉到香港找到吳仲禧。吳石告訴吳仲禧，福建綏靖公署已經結束，他已被調任國防部參謀次長，要到台灣去。吳仲禧曾請他考慮，到台灣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就此留下，轉赴解放區。吳石表示，自己的決心已經下得太晚了，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現在既然還有機會，個人風險算不了什麼。為了避免嫌疑，（1949年11月，任國防部參謀次長）他偕夫人王碧奎和兩個子女去（幼女吳學成、幼子吳健成）台灣，留下大兒子吳韶成（畢業于南京大學經濟系，河南省冶金建材廳總經濟師）、大女兒吳蘭成（畢業于上海第一醫學院，是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員）在大陸。
10月25日，解放軍在缺乏軍事情報的情況下，攻打金門失利。11月，解放軍攻打舟山群島也受到重大損失。這兩仗給解放軍敲了警鐘：解放台灣比預想得困難。為盡快取回吳石掌握的重要軍事情報，華東局決定派長期在上海、香港從事情報工作的女黨員朱楓赴台與吳石聯系。
11月27日，朱楓從香港抵台，與蔡孝乾取得聯系。一個星期後，吳石在寓所秘密接見朱楓，向她提供了一批絕密軍事情報的微縮膠卷，内有：《台灣戰區戰略防禦圖》；最新編繪的舟山群島，大、小金門《海防前線陣地兵力、火器配備圖》；台灣海峽、台灣海區的海流資料；台灣島各個戰略登陸點的地理資料分析；海軍基地艦隊部署、分布情況；空軍機場并機群種類、飛機架數。另外，還有《關于大陸失陷後組織全國性遊擊武裝的應變計劃》等。這批情報迅速通過香港傳遞到華東局情報部門。其中，幾份絕密軍事情報還呈送給毛澤東。
1950年3月1日，台灣當局下令以“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的罪名逮捕吳石，以及吳石的夫人王碧奎、吳石的朋友“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将、吳石的親信随員聶曦上校等人。
5月6日，吳石臨刑前，大義凜然，從容吟誦了在獄中所作的一首詩：“天意茫茫未可窺，悠悠世事更難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場亦太悲。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志業總成空。憑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對我翁。”
吳石被害後，國民黨保密局派人清理這位“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家産時，僅查出一根四兩重的金條。連負責搜查的特務也不無感慨：這麼大的官，太不值得了。
朱楓：中共台灣地下黨的“江姐”
朱楓，1905年生。浙江鎮海人，出身富裕家庭。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兩個月，朱楓還在香港從事情報工作。丈夫朱曉光已随解放大軍，從東北南下，到上海參加接收工作，被任命為新華書店主要領導。從8歲起就在随軍征戰中長大的女兒朱曉楓已經18歲了，進入上海醫學院學醫。組織上了解朱楓家庭的實際情況，已經決定将她調往上海。8月，朱楓把帶在身邊正在讀小學的兒子朱明托好友先帶回上海，而自己則把手頭的工作做個了結。辦好工作移交，她寫信給丈夫和女兒：“現在随時可以走得了！”
在朱楓一家共夢團聚的日子裡，華東局有關領導正在考慮一項重大使命的人選。新中國即将成立，解放台灣箭在弦上，但金門、舟山之戰意外受挫，急需派人入台與地下黨取得聯系，但誰能擔當如此重任？忠誠、機警、成熟，而且在台灣還有社會關系的朱楓成了第一号理想人選。
可是，上級深深了解朱楓十餘年來在敵人心髒出生入死，在即将調回上海一家人團聚的時候，又讓她擔此風險，确有不忍。但在沒有第二個選擇的時候，組織上終于找她談話，并征求其意見。這個任務雖出乎預料，但朱楓表示服從組織決定，并立即給丈夫寫了一封不太好懂的家書：“兄将外出經商，此去将有幾月逗留，妹不必惦記，也不必和他人說起，妹如需去别處，請勿為我滞行。這時候，個人的事情暫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應該去做，幾個月後，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與妹相見，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
朱楓22歲遠嫁東北，丈夫是奉天兵工廠的總工程師。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朱楓和丈夫返回鎮海。第二年夏，丈夫不幸病逝，留下兩個孩子。前夫的大女兒阿菊、女婿王昌誠當時都在台灣。女婿是台灣省警務處電訊管理所主任。幾個月前，朱楓剛剛接到過女兒、女婿的來信，邀她去台灣玩，還寄來相關證件，但被她婉言謝絕。現在，她真的要去看望多年未見的女兒、女婿了。在她身上，有組織開出的兩封介紹信，一封給蔡孝乾，一封給吳石。在衣服隔層中，還藏有金項鍊和金手镯。
1949年11月27日，朱楓從香港抵達台灣基隆，阿菊和丈夫一起來迎接朱楓。雖然不是親生，但朱楓和阿菊母女倆關系很好。根據出發前與上級的商定，這次赴台，朱楓隻單線會兩個人，完成任務即返回。
憑借阿菊夫婦的天然屏障，朱楓先會蔡孝乾，雙方約定聯系方式；不久又與吳石接上頭，并前後七次相晤，獲得大量絕密軍事情報，又迅速通過關系，陸續轉香港送往大陸。40多天的出生入死，朱楓順利完成組織交給的任務，得到上級的指示：“速回。”
1950年1月14日，朱楓讓阿菊買了去香港的船票，還順便托一位朋友捎回給上海親人一張便條。便條上隻有幾個字：“鳳（朱楓在家小名桂鳳）将于月内返裡一行。”
朱楓在等船票時，台灣方面已經實施“戒嚴”，進出台灣的海空通道全被關閉。緊急關頭，她求助吳石。吳石冒險開出“特别通行證”，通過軍用飛機，将朱楓送到還在國民黨軍手中的舟山，謀求利用舟山漁船，讓朱楓返回老家鎮海。
2月2日，蔡孝乾被抓，很快叛變，供出了朱楓和吳石。他還打電話找朱楓，但朱楓已經走了。在吳石寓所，特務搜到了為朱楓開出的“特别通行證”的證據。于是，吳石“通敵”罪證和朱楓去向全部暴露。朱楓到舟山後在某醫院的好友處藏匿。2月18日，朱楓在定海被逮捕。
朱楓意識到兇多吉少，在沈家門被羁押時，從皮衣的夾縫中剝出金項鍊和金手镯，分四次吞下，決心以身殉職，但被敵發覺，到醫院把金物取出，押回台灣。
國民黨特務原以為朱楓女流之輩，一定會像蔡孝乾一樣貪生怕死，出賣同志，但朱楓大義凜然，甯死不屈。1950年6月10日，國民黨當局将朱楓槍殺在台北。
1951年7月，由時任上海市市長陳毅簽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準朱楓為革命烈士。
陳寶倉：為正義獻身的國民黨中将
陳寶倉，1900年出生。河北遵化人。中學畢業後棄文從武，考入河北清河軍官預備學校，兩年期滿轉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九期工兵科。1923年畢業後即在國民黨軍隊中任職（閻錫山部排長、連長、營長、團長、師參謀長、司令部教育科長）。
1937年初，陳寶倉任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教育科科長兼武漢城防指揮所主任，負責武漢防務。8月，日軍向上海進攻。雙方實力懸殊，陳寶倉受命擔任昆山城防司令，給日軍以迎頭痛擊，為上海及長江下遊的百姓、物資轉移争取了時間。
1938年春，陳寶倉參加宣城戰役，遭日機轟炸導緻右眼失明。6月，日軍以海、空軍配合向武漢進攻，陳寶倉眼傷未愈即奉調參加武漢會戰。後經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推薦，出任第二兵團總司令張發奎的參謀長，參加德安戰役。是役，殲滅日軍2萬餘人。
1939年春，張發奎調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陳寶倉任副參謀長、代理參謀長，負責兩廣軍事政務。
在這期間，陳寶倉有機會與共産黨人、文化人士廣泛接觸，成為共産黨的真誠朋友。1939年秋，日軍為了封鎖中國出海口，截斷國際對中國的物資支援，以10餘萬之衆，從海南島偷渡，在廣西欽防沿岸登陸，沿邕欽公路攻占南甯，直陷昆侖關。國民黨調集部隊發起總攻，陳寶倉負責組織指揮靈山方面戰役。桂南會戰曆時一年，斃傷曰軍4萬餘人，迫使日軍南撤。
抗戰勝利後，陳寶倉調任第四兵站總監部總監。在解放戰争中，國民黨山東省主席王耀武向蔣介石告發陳寶倉有遺失給養物資、資助解放軍的嫌疑，陳寶倉因而被免職。1948年春，陳寶倉在香港加入民革，并與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饒彰風、方方等接觸，表達了可以赴台灣為實現祖國統一做工作的願望和決心。年底，陳寶倉案被撤銷，調任國防部中将高參。
1949年，陳寶倉受中共華南局和民革中央的派遣赴台灣工作。1950年6月，因蔡孝乾出賣，陳寶倉身份暴露，與吳石、朱楓、聶曦被國民黨特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從容就義。1952年，毛澤東簽署頒發了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授予陳寶倉革命烈士稱号。
聶曦：甯死不屈的鋼鐵壯士
聶曦，原名聶能輝，福建省福州市人，1917年出生。曆任國防部史政局總務組組長、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總務處交際科科長，上校軍銜。
1949年福州解放前夕，吳石前往福州正式就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時，國民黨當局電促速将存放在福州的檔案運台。吳石命令聶曦和随從參謀王強把298箱絕密檔案全部轉移。福州解放後，這批軍事絕密檔案被王強移交給解放軍第十兵團司令部。
聶曦随吳石赴台後，朱楓前往台灣與吳石會面，聶曦充當了二人之間的信使，将大量絕密情報，通過朱楓轉給大陸。蔡孝乾叛變後，聶曦被捕。
1950年6月10日，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英勇就義。聶曦時年僅33歲，是四位烈士中最年輕的。台灣媒體在報紙上報道時，還配發了一張聶曦臨刑前被押赴刑場的照片。聶曦身穿白襯衫，下半截紮在軍褲内，腳穿馬靴，兩手被反綁在背後，表情自然，面露微笑。他臨刑前的那張照片，堪稱舍生取義的經典瞬間，令後人驚歎不已。
其他英烈及幸存者
除吳石、朱楓、陳寶倉和聶曦四位著名英烈外，還有一大批鐵骨铮铮的共産黨員和進步人士被殺害。
擔任中共台灣工委武裝部部長的張志忠，被捕後經過國民黨四年多“感化”仍堅貞不屈。蔣經國曾兩次到監獄對張志忠進行勸降。國民黨用盡一切手段無效後，于1954年3月16日将張志忠殺害。中組部經過長期的調查核實，于1998年1月将張志忠和夫人季沄定為烈士，并通知了他們的親屬。
擔任中共台灣工委委員、負責領導工委機關報《光明報》的林英傑，1946年受中共華東局的指派，到台灣從事地下革命活動。1949年6月，《光明報》發表林英傑起草的題為《紀念中國共産黨誕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論，震撼全島，也驚動了蔣介石。國民黨特務開始追查《光明報》，林英傑當機立斷，通知與案件有直接關聯的地下黨員陳仲豪、王緻遠、陳少麟、方喬然等人盡快撤退到大陸。林英傑把一批批同志送回大陸，自己卻留在台灣，繼續同敵人作鬥争。1950年3月，林英傑被抓獲。7月22日，林英傑被槍殺，年僅37歲。林英傑犧牲後，其親屬于1957年得到時任内政部部長謝覺哉的鼎力幫助，領到了革命烈士證明書和烈士家屬證明書。
擔任中共台灣工委山地工作委員會書記的簡吉，是名“老台共”。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簡吉與張志忠在嘉義組織台灣自治聯軍。1950年，簡吉被捕，視死如歸。1951年3月7日，簡吉在台北馬場町被槍殺。
中共台灣地下黨員、台灣基隆中學校長鐘浩東被捕後視死如歸。其夫人蔣碧玉也是地下黨，面對來勢洶洶的保密局特務大義凜然：“這次我們失敗了，我們難逃一死，但是，我們能為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在台灣流第一滴血，我們将光榮地死去！”夫婦雙雙英勇就義。
中共地下黨員、台灣電力公司總經理劉晉钰，福建閩侯人。台灣光複後，劉晉钰是第一批到台灣接收電力設施的專業人員。後來，台灣電力公司成立，劉晉钰被委任為台灣電力公司董事兼總經理。1950年7月17日，劉晉钰被槍殺。
王正均，吳石副官，因協助吳石為中共搜集、傳遞情報，被捕後面對嚴刑與利誘拒不承認犯罪，于1950年8月10日英勇就義。2011年7月1日，民政部下發“關于批準王正均為革命烈士”的通知。
1950年2月6日，中共中央社會部台灣工作站被特務機關破獲，安學林、蘇藝林、陳平、葛仲卿等百餘人被捕，不屈者均被槍殺。
中共台灣工委的羅天賀被判死刑，從容自若，慷慨赴死！
劉光典曾是當年台灣“中共間諜案”的重要人物，他與吳石、朱楓一起被後人稱為中共在台情報工作的“三傑”。抗戰勝利後，國共内戰爆發，劉光典接受了中共的主張，參加中共領導的地下組織。他多次出生入死，搜集、傳遞情報，為遼沈戰役的勝利及東北全境的解放貢獻了力量。被叛徒出賣後，英勇就義。
1950年因蔡孝乾叛變，中共台灣地下黨員劉青石遭到國民黨通緝追捕。他在墓地中潛伏4年後于1954年被捕，成為最後一名被捕者。
謝漢光（1917-1996）是有記錄可查在台灣堅持鬥争最長的一位中共地下黨員。謝漢光是廣東豐順縣人。抗戰勝利後，他受中共華南分局派遣，進入台灣從事地下工作。1949年9月下旬，台中地區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謝漢光在逃脫後下山，潛逃到台東一個極為偏僻的山林小村，得到村長的幫助，冒名頂替失蹤多年韻高山族農民葉依奎，在那裡幹活，度過了艱難險惡的39個年頭，一直到1987年台灣當局宣布解除“戒嚴”，才得以走出深山，重見天日。1988年12月8日，謝漢光手持葉依奎的身份證，回到廣東省豐順縣老家，與離别50多年之久的發妻和子孫相聚。曆經兩年（在其戰友、汕頭大學當圖書館主任陳仲豪幫助下）的艱苦努力，（1995年5月23日）經中組部審查确認，其黨籍獲得恢複，還享受了離休幹部的生活待遇[3]。兩年後，75歲的謝漢光病逝。
曆經九死一生僥幸返回大陸的地下黨員寥寥無幾。
謝雪紅（1901-1970，1949年後，任全國婦聯執委，全國青聯副主席，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等“老台共”早在“二二八”事件後便返回大陸，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成長。他們是台灣地下黨和進步人士中的幸運者。
吳克泰（1925-2004，台灣宜蘭人。台灣大學法學院肄業。新中國成立後，曆任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日語組組長、亞洲部副主任、國内部副主任，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業務部副總經理、聯絡部主任、信息中心副主任。1983年後，長期擔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重要領導職務），1946年3月中旬被上海地下黨派往台灣從事地下工作。1949年3月，根據上海局通知，台灣地下黨派吳克泰率領台灣省青年代表團來北平參加第一屆全國青年代表大會，本來預定很快就要随同解放軍打回老家去，卻因朝鮮戰争爆發，解放台灣計劃擱淺，留在了大陸。新中國成立後，吳克泰擔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
還有一些人既未蒙難，也未返回大陸，在台灣長期隐居下來。這些人曆經滄桑沉浮，沒有出賣組織，沒有出賣同志，在白色統治下能夠活下來實屬不易。
國共對抗關系解凍後，英烈踏上回家路
長期以來，犧牲在台灣隐蔽戰線的英烈在大陸始終是無名英雄，他們生前的驚天壯舉無人知曉，死後遺骨無人認領。随着蔣介石、蔣經國父子離世，國共兩黨和海峽兩岸之間發展出和解、雙赢的全新關系，國共曆史恩怨逐步淡化。
2010年12月9日，朱楓殉難60周年後，骨灰由台灣運抵北京。2011年，在甯波鎮海區的朱楓紀念園，舉行了盛大的骨灰安葬儀式。
吳石的遺骨回歸大陸比朱楓早了16年，但他被确定為革命烈士比朱楓晚了22年。與朱楓等同時被國民黨處決的烈士們不同，吳石的革命烈士身份直到1973年才得到确認。
吳石有一子一女留在大陸。長子吳韶成畢業于南京大學經濟系，高級經濟師，曾任河南省冶金建材廳總經濟師，河南省第六、七屆人大代表；長女吳蘭成畢業于上海第一醫學院，曾任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員，北京市第六、七、八屆政協委員，還是北京市“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
他們長期承受着外界的誤解甚至迫害。1972年，吳韶成寫信向中央申訴。周恩來看信後，會同當年中央軍委主管何遂、吳石單線聯系的葉劍英，報請毛澤東批準，于1973年追認吳石為革命烈士。吳韶成、吳蘭成才得以解脫困境。
吳石夫人王碧奎當年也牽連入獄。吳石犧牲後，王碧奎經多方營救才被釋放，獨自含辛茹苦撫養尚幼的一子一女，直到1980年5月才得以移居美國。1981年冬，在有關部門的安排下，吳韶成、吳蘭成赴美探親。分離30餘年後，一家人終獲團聚。
1991年12月10日，負責國家安全工作的國務院原副秘書長羅青長，在接見吳韶成、吳蘭成兄妹時說：“我們對你們父親的事一直念念不忘，我是當事人之一。1972年接到你（指吳韶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申訴報告，周總理、葉帥都親自過目并作了批示，派人去河南專門處理此案，落實政策。确實是很不容易的。總理彌留之際，還不忘這些舊友，專門找我作過交代。你們父親為了人民解放事業和祖國統一，作過很大貢獻，這有利于加速軍事進程，避免重大傷亡。最終他獻出生命，我們是不會忘記的。”
1993年2月，王碧奎在洛杉矶逝世。1994年，吳石小女吳學成從台灣捧回了父親的遺骨，吳石幼子吳健成從美國捧回了母親的遺骨，有關部門遵照兩位故人的遺願，把他們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1994年1月4日，羅青長為吳石烈士紀念冊題詞：“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
陳寶倉的骨灰回歸大陸最早，但也曆經艱險。1950年6月，陳寶倉遇難時妻女在香港，有好心人根據衣服和舊傷找回其遺體并火化。7月，女兒的一位同學乘船将骨灰送往香港。快要抵達時，由于沒有入港證，她将骨灰盒綁在身上，跳入大海，偷渡上岸。當陳寶倉家人拿到骨灰盒時，裡面還是潮的。1952年，陳寶倉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1953年，陳寶倉公祭儀式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隆重舉行，李濟深主祭并宣讀祭文。當時，陳寶倉家人要求從簡，沒有在碑後面镌刻任何文字。
與朱楓、吳石、陳寶倉等英烈相比，其他烈士遺骨回歸大陸步履艱難。
1949年初，國民黨敗退台灣，接受滲透任務的中共情報人員，紛紛蹈海遠行。這一年，中共地下黨員、國民黨空軍飛機修理廠中尉王瀛成被派往台灣，某艦隊政治部幹部戴龍被派往台灣。
1949年初秋，戴龍被派往台灣時，女兒戴筱萍才4歲。她記得那一天，穿着黑西裝的父親抱着她開始流淚，然後出門遠行。戴筱萍對父親隻剩下模糊的印象，高高瘦瘦的，有軍人的威嚴。
王瀛成是較早離開大陸的情報人員，在上海解放之前，他跟随國民黨部隊，已經乘船南下。1949年10月，王瀛成沒有能和子女王道元、王道乾兄妹告别就奔赴台灣。上海解放後，兄妹從蘇北老家趕往上海，卻發現父親已經不知去向。
就在此前半年，已經在蘇北解放區參加工作的王道元來上海替解放區的醫院購買藥品。他和父親在城郊的一座道觀内見了面，并勸父親回老家，父親不肯。
戴龍則先至廣州，再到香港，最後以測量學校教官的身份渡海。戴龍到台灣後借住在台北的親戚家，以訪友問舊的名義四處聯絡，搜集情報。他和更早來台的王瀛成想策反一名電台人員，但最終失敗。最後，他們隻好通過挂号密碼的形式報告情報。蔡孝乾叛變後，戴龍和王瀛成也被捕了，後被槍殺。
在整個童年和少年時期，戴筱萍都想尋找父親。她和母親成了失蹤軍人家屬，這個身份曾讓她喘不過氣來。“是死了還是叛變了都不知道，到頭來好像還是我們的過錯。”戴筱萍記得那時一有政治運動，就會有人來家裡，質問她父親到底去了哪兒。她的母親垂着頭，隻是哭。她們也去某艦隊問過，得到的答複是這是秘密，不能說。直到20世紀60年代，組織上終于通知了她們，戴龍早在1950年就在台灣犧牲，情況搞清楚了，可以被追認為革命烈士。2012年，戴龍的墓碑在台北六張犁墓區被找到。
王道元兄妹也希望知道父親的下落。20世紀80年代初的一個夏天，兄妹倆去拜訪反映中共地下鬥争的小說《戰鬥在敵人的心髒》的作者呂铮。這位老作家曾是上海的地下黨員，又曾在廣州擔任過對台的聯絡員。呂铮認識王瀛成，并講述了他蒙難的經過。後來，小說《戰鬥在敵人的心腳》改編成電影《保密局的槍聲》，王道元兄妹倆反複看了四遍，總感覺裡面有父親的身影。
在本文結束的時候，筆者從有關部門獲悉，台灣英烈回歸大陸的工作已經開始啟動。他們将像志願軍英烈從韓國回歸祖國一樣，在大陸得到溫暖的安息之地，供後人景仰、緬懷、憑吊。
[1] 1908—1982，曾用名蔡乾、蔡前、楊明山，出生于台灣彰化縣花壇鄉。6歲進入日本人辦的彰化公學校讀書，1922年畢業後留校任代課教員。1924年至1925年上海大學，參加上海台灣青年會，并參與組建新的旅滬台灣同鄉會和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1926年7月返回台灣，參與組織台灣文化協會左翼。1928年4月當選為“日本共産黨台灣民族支部”中央常委。1928年8月秘密乘船赴閩。1932年4月到中央蘇區軍團政治部工作。同年6月當選為中央蘇區“反帝總同盟”主任。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的長征。1937年抗戰爆發後，随八路軍總部赴山西抗日前線。1938年至1939年曾擔任八路軍總部政治部敵工部部長，後被調回延安。1945年8月被指定為中共中央“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負責人。1946年7月潛返台灣，中共台灣省工委成立後，任書記。1950年1月29日被抓捕，在外出途中逃脫；3月再次被捕，很快叛變。叛變後，被蔣介石授予少将軍銜，長期在國民黨保密局的監控下從事“匪情研究”，1982年去世。
[2] 1910—2007，别名郭同震，山西汾陽人，早年就讀于汾陽中學，後考入北京大學。九一八事變後秘密加入中國共産黨，曾任中共北平學生運動委員會書記。抗戰爆發後，在林彪的八路軍115師擔任偵察大隊隊長，後被國民黨逮捕，随即叛變加入軍統，直至解放前夕一直擔任軍統華北地區的負責人、北平特别勤務組組長。戴笠死後又被毛人鳳重用。國民黨敗退台灣後，任保密局上校偵防組組長、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特勤處少将主任，專門從事對大陸的颠覆滲透工作。1955年4月策劃了著名的克什米爾公主号事件。
[3] 縣民政局：根據省委粵組審（1995）16 号、梅市幹函字（1995）11 号通知，中央組織部決定，一九八八年從台灣回歸豐順定居的謝漢光同志的參加革命工作時間從一九四七年初算起，從一九九五年四月五日起按一般幹部（科員）辦理離休。月标準工資按科員六檔123 元，科員九級 164 元，基礎工資 90元，工齡津貼 49元，共計 426元。辦理離休後，離休費按有關規定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