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大家的關注。我是《一次遠行》負責第一集《星塵》及其番外篇《心儀·已久》的導演劉廣韻。
一年前，我在社交平台上偶然認識了在加拿大抗癌的留學生Candice，通過她，又認識了Kristen周倩儀。她們是同在一個群裡的病友，群裡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胃癌女性患者。
了解到這樣一個群體，我感到熟悉又陌生。她們和我們一樣，有着學業、事業、親情和愛情，可癌症把她們拖向了一個孤獨的戰場。我不知道她們會如何看待紀錄片的事，同時，在已經響起的倒計時下，我不清楚我們是否有勇氣，和她們一起面對随時可能到來的疾風驟雨。
當拍攝正式開始後，現實的殘酷底色的确超出了預想。因為倩儀是一個很特别的存在，她本身的能量，比癌症患者這個标簽要明亮一萬倍。
她有天生的爵士樂嗓子，曾當過一段時間歌手；25歲她辭掉廣州的工作，隻身赴德國重讀本科，追随中學時的物理夢想；留學期間，靠自學補基礎，多個科目獲得滿分，在科研的路上逐步找到方向。
就是這樣的她，在沒有家族遺傳史，也沒有其他明确緻病因素的情況下，确診了癌症晚期。這是讓鏡頭前後所有接觸過倩儀的人，都難以消化的事情。
然而倩儀的情緒，比很多她的朋友還要穩定，她很明确想留下一點什麼。
樂觀堅強，是所有年輕癌症病人都會收到的安慰和勸誡。但倩儀在努力求醫的同時，對自己和世界無比坦誠。這在Candice徐心儀的身上也能看到，她的年紀比倩儀還小，隻有26歲，但有着一份超越這個年紀的成熟和淡然。
倩儀有一個社交賬号專門寫治療的心路曆程，叫Frank-，——對，她給肚子裡那個可怕的腫瘤起了個名字叫Frank，很符合她一貫中二又浪漫的性格。在這裡倩儀寫道，她好想活下去，但“抗癌好似一場蹩腳的勵志表演”。它真的會讓人遍體鱗傷——讓愛美的人掉頭發、讓身體插上管子、讓手臂布滿針孔，讓她的心麻木，去打一場明知道一定會輸的仗。
倩儀德國的朋友和我都有這個感受，我們說話有時候會多加留心，不希望說錯了什麼會讓倩儀難過。但有一次，在上海看完醫生的那天，我們在一家本幫菜館排隊等位。她在馬路邊的長凳上一直很安靜，突然她對我說，“我是不是特别喪？”我連忙說“沒有啊，你一直很堅強”。鏡頭前她确實情緒穩定，偶爾搞笑。不過那一天她脫口而出，“都是假的。其實我是個很喪的人”。我坐在旁邊，一時間想不出一句回應的話。
一個星期後我才知道，那天上海的醫生沒有給她新的治療方案。對于她來說，門又關閉了一扇，而剩下的門不多了。這是關于抗癌更真實的寫照。
對一個年輕的癌症晚期患者，任何安慰的話語其實都是無力甚至虛僞的。因為你明知道，那個她曾想象過的婚禮場景和拿到物理學學位證書的日子，本應在不遠的将來。
倩儀一直在尋找的不是抗争的決心，而是告别的勇氣。這也是所有她的家人和朋友，在努力陪倩儀完成的事。
在德國的最後兩周，疫情之下的萊比錫其實是不允許走家串戶的，但倩儀的朋友們偷偷為她而聚在一起，不知道吃了多少頓飯。
有一個七年的好朋友聽說她就要回國了，立馬從瑞典飛到德國，冒着罰款的風險，越過居家觀察，當天就見到了倩儀。
在廣州找Linda和 Bradley夫婦的那天，已經晚上11點了，倩儀的胃已經開始不舒服，但她堅持說想再去一下市中心。Linda後來告訴我，那天他們已經感覺到這是倩儀最後一次來找他們，所以她唱了David Bowie，是在告别了。
而倩儀家人的愛，是最難以言表的。倩儀媽媽其實一直無法接受鏡頭，因為表面冷靜的她可能從來就沒有想開過，她隻是一直在做好每一頓飯，片子裡的紅焖肉、燒鵝燒鴨、魚餅，都是倩儀最愛吃的菜；倩儀爸爸的眼睛其實總是紅的，他總會微笑地說，倩儀想拍的，我們都聽她的；弟弟堅守者稱職司機的崗位，姐姐要去哪裡玩一定會帶她去。
“癌症沒有重新定義我的生命，我還是我，熱愛科學和音樂的我。物理和音樂不會因為癌症而失去意義。”倩儀一直堅持到了最後一刻。她曾表達過，如果再給她一次機會，她不會企圖改變什麼，甚至是所經曆的癌症。這是一種乍一聽很難讓人理解的心境，但它讓我想起一個關于造人的傳說：在古羅馬神話中，丢卡利翁和庇娜從頭頂向身後扔石頭才創造了人類，“人從此成為堅硬物種，曆盡辛苦，給我們證明我們出身來曆。”
那一年，我們總說等一切過去了，就去遠方看想見的人。可2022年了，疫情還沒有結束，戰火在新的土地上蔓延。我們共同感受到了那種“似是而非、通稱必然的命運支配”。置身于這樣的時代，或許隻有長久的勇氣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辦法。
最後，再一次對周倩儀及其家人朋友、徐心儀和她父母給我們的信任和支持，表達由衷的敬意和感謝。希望大家記住兩個女孩勇敢的樣子，哪怕是逞強僞裝的，那也是她們最想留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