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影評首發于公衆号“江上朔風清”。

女性主義在近些年一直是熱點話題，但是這個話題總是讓我覺得比較難講清楚，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幾乎所有人都由于生理性别而被自動分配了陣營，而難以獲得一個不受質疑的中立立場，所以我一般會選擇避開相關話題。不過這篇影評要談的電影，正是一部改編自真人真事的女性主義電影，尹麗川導演的《出走的決心》，因為我覺得它不僅是一部女性主義的電影，内核其實有更廣泛的受衆。

自從今年9月上映後，《出走的決心》票房破億，豆瓣評分甚至一度沖上 9，可以說是叫好又賣座。尹麗川導演還是編劇、作家，曾經擔任《山楂樹之戀》的編劇，之前也有不少女性主義題材的作品，所以這部電影的成功也不算意料之外。選角方面詠梅和姜武都可以說是足夠精準的選擇，既是老戲骨，氣質也和角色非常貼合。情節方面，電影采用插叙，把主人公李紅青年和中年時期的回憶穿插在五十歲後決心出走的主線中，用來交代李紅在之前二十年的青春和三十年的婚姻裡所遭受的不公和束縛，從而組成她最終選擇出走的動機。由于家庭的經濟壓力，兒時的李紅被父親掐滅了考大學的夢想，婚姻中又受到丈夫男尊女卑傳統觀念的打壓，再到下崗後帶女兒成為全職媽媽而不斷犧牲自我。可以說她的這些遭遇是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以來女性所受種種壓迫的縮影。

在電影上映後，不少評論都說姜武老師飾演的丈夫角色張力還不夠大，自己在生活中見到的丈夫或父親相比之下尤有過之。然而在影片前期，我的第一個感受反而是丈夫“孫大勇”的角色被設置得太過尖銳了。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有一個常見問題是為了戲劇沖突而把人物或情節設定誇張化，一方面是為了更好地調動觀衆情緒，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讓角色的動機更充分。然而這樣的設置同樣也有壞處，那就是弱化現實主義題材本身的主旨。具體來說，像“孫大勇”這樣在家完全不做家務，隻對妻子頤指氣使發号施令的丈夫，不能說沒有，但至少我在現實生活中就從來沒有見過，并且也與青年時期“孫大勇”的形象産生一些割裂感，電影也并沒有交代角色轉變的原因。于是女性出走的決心就被弱化為了極端情況下才成立的反抗，而大部分家庭中對女性的壓迫，其實都是不那麼極端的。在 105 分鐘的電影裡，導演和編劇不得不讓沖突集中在幾個事件中來讓最終的爆發顯得合理。但原型人物在現實中的爆發往往來自于矛盾長年累月的積蓄，即便現實中的丈夫也能承擔一些家務，那些被家庭束縛而失去自我的女性同樣需要出走的決心。

另一方面，電影設置女兒“孫曉雪”的角色十分巧妙（當然，這是因為現實原型中的蘇敏也受到來自女兒的支持），和李紅的經曆起到一種互文的作用。李紅兒時被迫放棄學業是上一代人常見的經曆，而女兒從小因父母争吵而早早地對婚姻産生厭惡則是年輕一代原生家庭問題的常見案例；李紅更多地展現女性在婚姻中受到的束縛，女兒則更多地展現女性在職場受到的不公。同時，女兒的丈夫“徐曉陽”相比于“孫大勇”是一個更稱職，更“正常”的丈夫，于是這裡就構成了影片的一個暗示：“不論是嫁給了明面上就歧視女性，代表舊時代的孫大勇，還是嫁給了明面上已經表現得善解人意，情緒穩定，代表新時代的徐曉陽，家庭都将成為女性的囚籠，女性受到的隐性壓迫仍然存在。”這一點設置也讓上一段提到的問題被一定程度地緩解。還值得一提的是，李紅和女兒的婚姻都是自己選擇的自由婚姻，在通篇展現諸多對女性的壓迫和束縛的背景下，在愛情方面放開的一個缺口像是導演/編劇的有意為之。我鬥膽猜測，這是導演/編劇對愛情的否定，潛台詞是“女性即便擦亮眼睛自由地選擇了自己滿意的伴侶，一樣逃不過被婚姻埋葬的宿命。”隻是這樣的話似乎有些過于沉重了。

最後我想談一談電影的主旨，也是我想寫這篇影評的最大原因。在家庭關系中，除了我們上面已經談到的男性對女性的壓迫，電影還展現了家庭這個社會結構本身對人的束縛。像《抓娃娃》裡沈騰的一句台詞說得一樣，“你以為我們操縱了你的人生，其實你也操縱了我們的人生”，電影中的幾個角色其實都被家庭結構捆綁在了一起。處在家庭關系中的人們是難以真正“從心所欲”的，因為構建關系本身就意味着付出和給予，收獲了親情的同時也需要做出犧牲。我認為這是一件無可奈何但實際上很悲哀的事情，家庭關系是那樣牢固，血濃于水所以構建的囚籠也更加粘稠。電影中即便女兒從小就理解母親的困境，也支持母親自駕遊，但孩子需要人照顧是現實，雙職工的育兒困境不會因為女兒的理解就消失，于是女兒也悲哀地成為李紅身上的鎖鍊之一。如果女婿“徐曉陽”不能調整工作騰出時間呢？如果女兒因為母親的出走再次失業呢？那麼在家庭關系中的失位就是李紅逃無可逃的結局，她必須在自我和家庭中做選擇。所以不隻是女性，每一個處在社會結構中的人，都有可能面臨無法“從心所欲”的困境，而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有出走的決心和勇氣。借用《刺猬》的片尾字幕，希望我們再也不會被萬事萬物卡住。

再進一步，其實男女對立和家庭束縛的程度都會受一個更根本性的因素的影響，那就是經濟發展。在比如上世紀末下崗潮那樣的時代背景下，各類矛盾都會變得更為尖銳，而自我實現也會成為更奢侈的東西。我們在談論這些社會問題的同時，也要記得最深刻的矛盾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