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區柯克1959年的懸疑電影《西北偏北》中，男主羅傑被誤認為一個不存在的人“凱普林”，并在尋找凱普林的過程中成為了他——為不存在的人提供肉身。一個人如何輕松地成為/被誤認為另一個人？在現代性與後現代的過渡期，以穩定的地方空間為單位的熟人共同體，逐漸被全球化網絡下的陌生人社會所取代。而監控攝像、DNA檢測-生物檔案、網絡數字足迹追蹤等，在此時尚未普及。同時在信息論基礎上，原子肉身的人逐漸成為信息的人。因此，在流動中未被規整與管理的數據人，處在不可識别的混沌之中。《西北偏北》中不存在的凱普林通過打電話叫熨燙服務、虛構的通信等行為型塑自我，而免除了面對面的肉身在場。與此類似，近期大熱的國産懸疑劇《漫長的季節》中，沈墨通過在信息特征點層面——如四道紋的小拇指、桦醫大飯卡——殺掉自己，而獲得重生。而《讓子彈飛》中黃四郎的替身則偏向于形象的相似性。這三部影片形成的替身光譜恰恰對應着人工智能領域的兩個研究方向：前者注重信息交流與文本理解（比如圖靈機、ChatGpt），後者則偏向于生物機械與視覺形象（比如機械狗、Miquela）。而進入信息時代成熟期，人與機器進一步成為認知上的賽博格整體。在德國藝術家Simon的作品《谷歌地圖黑客》中，之所以能夠通過拖着自帶GPS的二手智能機造成Google總部門口道路的虛假擁堵，正是因為人們以及地圖系統默認一隻手機對應着一個司機（人）、一輛車。在這裡，手機被誤認為了人，而成為人的替身。而這種誤認與《西北偏北》中相反，恰恰是因為數據監控的精确全面而非模糊，而正是這一數據精确進一步模糊了有面目的人——一切都被默認為可被數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