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已經離我們很遠了嗎？大屠殺隻是具有“德國性”的一次意外嗎？當生命神聖不再受到尊重，平庸的惡出現在制度中，大屠殺式的道德冷漠并非不可能。
什麼人才能住在國立大學的醫院？癌症晚期的業務員必須轉院，開便當店的佐佐木庸平的手術被當做權力鬥争的工具？劇中情節一步步逼問觀衆，教授診斷錯誤是不是不能反抗？為了自己的仕途能夠對診斷錯誤視而不見？白色巨塔中仍然出孕育法西斯。
一、小西案：權威不能動搖
鹈飼教授診斷小西隻患有胃癌，裡見診斷可能有胰腺癌，盡早治療可以痊愈的幾率非常大。但大家都不願意趟這個渾水，因為不能讓醫學部長失了“面子”，并且将參與小西的手術，視為對鹈飼的反抗。
或許你會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劇中人物作為一個小職員，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好像也是無可厚非。那麼接着往下看，什麼樣的人需要被從機構中“剔除”？
二、推銷員孤兒加奈子案：臨終病人需要轉院？
在速浪大學跑業務多年的加奈子突然昏倒，被确診胃癌晚期，沒有手術可能，也沒有治愈希望，而且孤兒且獨身。鹈飼得知加奈子病情之後，讓裡見盡快幫她轉院，并稱大學病院的病床應該留給那些有較大希望治愈的人才對。所有人都贊同這一看法，除了裡見醫生。堅持多日之後，鹈飼以“離開第一内科”逼迫裡見讓加奈子盡快轉院。最後加奈子因為“不想給别人帶來麻煩”主動轉院，在靜岡的小醫院獨自離開人世。
相比之下，同樣需要财前進行手術的五十岚社長，住在豪華病房，更是得到了很好的照顧。
或許你會說，這是人之常情，“這個醫院不收，還有其他醫院會收的。”但如果這種“無價值”被更普遍地接受，“機構”的規模将無限擴大，從醫院到社區，到國家，被認為“無價值”或“占用别人資源”者，的生存空間隻有“向上蒸發”。
退一步講，如果僅僅将“無價值者”排除在系統外還算情有可原，那麼将“無價值”的患者的性命作為權力鬥争的工具呢？
三、佐佐木庸平案：人可以被作為工具？
财前剛當上教授，為了不陪東教授進行最後一次巡診，在沒有仔細檢查佐佐木庸平食道癌是否轉移到肺部的情況下，把佐佐木的手術日在東教授退休那天，不管柳原和裡見的意見如何，财前一句“想活命就隻有手術一條路”，讓佐佐木家簽下手術同意書。财前因為剛當上教授，又要去波蘭講座，拒絕給佐佐木看診，要求團隊繼續按照肺炎的方式進行治療，最終佐佐木死亡。
第一外科，甚至整個醫院，都沒有人敢站出來否認财前診斷，裡見也隻能是不斷給他發郵件征詢意見。為什麼？因為依附組織才能生存的人，反抗組織需要付出巨大代價。
四、裡見：跨過“知道”和“做到”之間的巨大鴻溝需要付出代價
裡見決定為佐佐木的庭審作證的代價，是結束國立大學醫院醫生的職業生涯。他尊重财前的醫術，欣賞财前的幹勁，但他看到了這種冷漠的必然後果。
如果大學醫院按照财前這種極端工具理性的方向發展，尤其等速浪大學癌症中心這個烏托邦建成，會有多少無辜死者作為代價？集結了所有最好資源、最好醫生的烏托邦，隻有有錢人才能住的大醫院。名醫隻給有錢人看病，普通人隻能找被制度排擠的醫生。如果不幸拖延病情無法痊愈，更不可能去大醫院體面地走完人生。
納粹将殘疾人、精神斌任視為沒有生存價值的人群，并予以毀滅，明月人道關懷，視為國家謀殺。一旦生命的神聖觀念被忽視，一切罪惡也就有了合理性，曆史将不斷重複。
但是财前的初心也是為了救助更多的人。從道德主義在追求道德、避免虛榮的時候，往往會陷入虛榮和不道德，如果知道而做不到，追求德行反而會變成德行的幻滅。
财前在彌留之際去了奧斯維辛，他的技術和名譽，讓他能把病人分成三六九等而不用承擔醫療事故的法律後果，但受到了良知的審判。
五、是否存在絕對意義上的道德正确呢？
答案是否定的。
著名的電車悖論及其衍生版為此做出佐證：一輛失去控制的電車駛來，即将撞上毫不知情的五個人，他們必死無疑。你站在鐵軌拉杆的旁邊，隻要拉動拉杆，電車就會變軌至另一方向，撞死一個人，這時你會不會拉動拉杆？但如果情況稍有變化，同樣有一列電車駛向毫不知情的5個工人，沒有拉杆，但你發現身邊一個又醜又髒感覺很惡心的人，如果輕輕一推将這個醜八怪推到鐵軌中央，電車絕對會從他身上碾過，但會在撞上5個人之前完全停下來。你是否會推動拉杆？
再稍作改變，同樣是犧牲一人而救五人，如果一個流浪漢在醫院昏迷，他的器官摘下來正好可以救助另外五個達官貴人，如果沒有這些器官，這五個人就會死。如果你是醫生，會摘下流浪漢的器官，犧牲他一個，救助五個人嗎？如果這五個人是十個，十五個人呢？
曆史也證明，絕對意義的道德正确是不存在的，為了讓德國不知道盟軍已經破譯了他們的密碼，盟軍也犧牲了不少艦隊。如果既不能為了道德理念而犧牲一切，也不能時時刻刻都選擇功利主義，那大學病院的出路在呢？能做的隻有不斷反思和改正。
六、最後的庭審——裡見醫生：是制度出錯了
有令必行的最佳高效機制，讓錯誤不斷放大。按照權威醫生的要求對佐佐木進行治療，是他離世的原因嗎？
佃和安西是優秀的醫生，但他們對制度和科室的忠誠，也讓他們沒有給佐佐木提供合适的治療。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也提到，科層制讓職員跟受害者隔開了一定的距離。他們隻是在“完成任務”，是正産線上的一環，就更有可能産生道德的麻木，罪惡可能就不那麼容易被察覺。
喬治·奧威爾在《英格蘭，你的英格蘭》中寫道：“他們隻是在‘履行他們的職責’。我一點兒也不懷疑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善良的、遵紀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從未想過去殺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們中有人處心積慮地放置一個炸彈将我炸成齑粉，他也決不會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國家，有權力赦免他的罪惡的國家。”
但任何組織中都有良知的存在，戰争中也不例外，僅有一目一臂、三根手指的德國貴族施陶芬貝格刺殺希特勒，中共黨員中西功身為日本人，為盟軍提供重要情報。施陶芬貝格在刺殺希特勒之前，在日記中寫道：“做這件事的人需要明白，人民可能會說我們是叛徒，但如果不做，我們就是良知的叛徒。”
柳原和龜山曾經為是否要為佐佐木作證而困擾，但迫于制度的壓力不敢行動。在旁聽席說出真相的柳原備受排擠，但他最終決定留在大學醫院，是比辭職離開更勇敢的決定，希望他能永遠在這個有機會誕生法西斯的制度中抗争，用自己看似無意義的不斷“滾石上山”的抗争，讓更多人看到組織的荒謬。
...裡見在證人席上說：“責任不是财前先生一個人的，任由他強行給佐佐木做手術的我，醫大制度本社，我們都有責任。”
《白色巨塔》作者山崎豐子用戲劇的方式要求日本民衆反思：制度中仍然存在産生漠視生命的機制，當前社會中的人，也依然會複制道德的冷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