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星給電影，一星給導演的精神能量，她的堅持，真誠中讓人看到個體影像表達的能量和希望。這電影用從每一秒到最後一秒的全然可感的對自身身份與情感的真誠，審慎與清醒地在實際上平和克制的節奏進行最有力的政治表達。兩年多持續孤獨的拍攝和紀錄一方面是導演自身的一種個體的行動，一種持續關切，直面與回應那個雙重崩潰都毫無希望的外部（巴勒斯坦與内部崩潰的以色列）與這個外部塑造的自身的行動，另一方面也是用攝像機清晰地構築起一個來自以色列内部視角的權力邊界，當導演一次又一次單獨進入或不允許進入敏感地帶，在近在咫尺和光年以外的距離拍攝與言說加沙，拍攝/言說的邊界與自身無法被拍攝和連續言說的加沙已然構成了影像在巴以事件中能夠觸及和編織的一種容貫的叙事表達的極限，這部法國制作的以色列片子能如此存在一方面是對以色列身份特權的确認，另一方面也将這身份特權的表達極限在當下語境用到了極緻，成為了極為珍貴的樣本。

駭人聲音強大的在場與書信對話裡與友人的觀點的沖突與推進實際上構成了容納視覺元素的聽覺基底；鳥，動物與在不同距離間對場景，對象物與重要事件（定居者宣講，IDF作戰預備，内塔尼亞胡參觀等）的紀錄形成了紀錄片的視覺和聲，一切在一起構築的是一次個體作為一個社會曆史的過程鮮活，積極與真誠地呼應外部“聲響”的交響。它告訴了所有人，電影在這個時代還能做什麼，電影如何回應權力，每個人都可以拿起手機，以及電影無法不是政治的，當然也在無聲處擲地有聲地告訴柏林電影節官方和文德斯們，柏林電影節，如果不是政治的，那麼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它也沒法持續存在，它必須是政治的，從始至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