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洛登1932年出生于美國，童年時父母離異，由外祖父母撫養長大。洛登的媽媽很早就結婚生子，在洛登之前已經有了兩個孩子，生下洛登後她和丈夫離了婚，洛登隻有周末才能見到她。
洛登說她小時候生活在一個周圍的人都不會表達感情的環境裡。她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知道将要往何處去。
十六歲時她來到紐約，以做模特、在夜店跳舞謀生。她開始和同伴一起去上表演課，盡管她從未想過要做演員。她在伊利亞·卡贊的《天涯何處覓知音》（Splendor in the Grass，1961）中出演了男主角Bud的妹妹Ginny。1962年，瑪麗蓮·夢露去世。1964年，洛登在舞台劇《堕落之後》裡飾演阿瑟·米勒以夢露為原型創作的角色瑪吉。她感到她和這個人物很相近，這是她演過的最好的角色。1966年，洛登和卡贊結婚。
...《旺達》源于洛登在報紙上讀到的一則新聞，一個女人因夥同一個男人搶銀行而被判二十年監禁，然而她實際上什麼也沒做，法庭宣判時她甚至感謝了法官。她還是幾個孩子的媽媽，卻不知為何離開了家，四處漂泊。這個故事在洛登心中醞釀了很多年。
1970年，洛登以極低的成本完成了電影《旺達》的拍攝，制作團隊僅有四人。《旺達》沒能在院線上映，洛登帶着它四處“兜售”和宣傳。1972年，洛登和列侬、小野洋子作為同場嘉賓出現在節目The Mike Douglas Show上，她這樣介紹旺達：“She’s trying to do the best thing that she can. Life is a mystery to her.”
...1980年9月，洛登在被診斷出患有乳腺癌兩年後去世。紀錄片《我是旺達》留下了她生前最後的影像。
1980年12月，《電影手冊》組織了伊利亞·卡贊和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對談，談話伊始，杜拉斯就說，她想極力促使《旺達》在法國發行。卡贊說，他會幫助完成這件事情。
卡贊在采訪時一再說，他對《旺達》沒有起到任何的作用，《旺達》完全是屬于洛登的作品。影片拍攝時，洛登還在不停地修改劇本，現場的氣氛很愉快和放松，洛登和工作人員們相處得很好。
“在我看來，《旺達》是個奇迹。”
“電影裡，她把頹廢狀态演繹得淋漓盡緻、登峰造極。我從中看到了無與倫比的光環，如此強烈，如此深刻。”
“我這麼做不是因為我和芭芭拉同是女人。如果是個男人拍了這部電影，我也會以同樣的方式捍衛它。”——《綠眼睛 杜拉斯與電影》，陸一琛譯。
易蔔生的《玩偶之家》裡，娜拉是出于自發的“覺醒”而走出家門。丈夫托瓦爾德·海默病重時，娜拉僞造了她剛病逝的父親的簽名，找人借了一筆錢，好讓丈夫去意大利療養。娜拉對丈夫隐瞞了此事，直到丈夫的下屬為了保住職位（海默升職後堅持要辭退他），拿假借據要挾娜拉。海默得知娜拉借債後火冒三丈，娜拉決意出走，不願再當他的“小雲雀”和“百靈鳥”。
與娜拉相較，旺達卻是無意識地被驅逐。旺達什麼都不在乎，對什麼都無所謂。她是被動的、任人和環境擺布的。
...法庭上，旺達的丈夫宣稱她邋遢、酗酒，天天閑逛，對孩子們不管不顧、不聞不問。于是，他另找了一個女人，代替旺達幫他照護子女和打理家務，他要求和旺達離婚。旺達頂着滿頭的卷發棒，摁滅了手頭的煙，她對丈夫的說辭毫無異議，同意離婚，孩子們也歸丈夫撫養。
旺達過早地成為了母親，本可以撫育子女，做一個“好老婆”，讓丈夫接納、圈養她，乞食于家庭。但她看上去天性散漫，樂于無拘無束和外出，好奇心驅使着她漫無目的地在外遊蕩，模特身上的衣裙吸引了她流連的目光。
“旺達是那種，能力不足以應付生活的女人，她不為生活作準備，沒受過什麼教育，不是特别聰明，出生自那種貧窮的工人階層，她甚至連工人都做不好。她很早結婚，有了幾個孩子，而且她稱不上是個好的主婦，甚至也算不上是好母親。”——洛登自述，《我是旺達》。
同時她又拒絕寄生和依附，男人為她買單，請她吃東西，她就默認和他們上床。丹尼斯先生兇狠地打了她一巴掌，她捂着半邊臉，把買完東西剩下的零錢還給他。她渴望認同和鼓勵，因此她答應丹尼斯先生跟随他搶劫銀行。
阿瑟·佩恩《雌雄大盜》（Bonnie and Clyde，1967）主角原型是美國上世紀30年代的著名搶劫犯邦妮和克萊德，邦妮十六歲就結了婚，婚後三年同丈夫分居。1929年至1933年的經濟蕭條導緻了大範圍的衰退，邦妮失業以後和克萊德相遇，兩人結伴，自此一道犯罪和一路逃逸。
邦妮和克萊德相識于朋友家的廚房。旺達在一家電影院看完電影，發現身上所有的錢都被人偷走，身無分文的她闖入一間酒吧上洗手間，丹尼斯先生正在此行竊。
邦妮和克萊德最後被警方的百餘發子彈掃射，慘死在車上，《雌雄大盜》等于還原了這發指的一幕。丹尼斯先生也被現場擊斃，旺達又變成獨自一人，她将去往何方？
...影片結尾，旺達抗拒地捶打着一個向她求歡的男人，随後逃進樹林裡，跪倒在地上哭泣。
旺達跟一群人坐成一圈，坐在她右邊的男人把一根煙别在旺達的耳後，她不作聲地拿掉了。旺達一句話也沒說，沉默地吞吃着熱狗，吸着煙。
“現在，我一邊寫着，腦海裡一邊浮現出芭芭拉·洛登電影的最後一幕：旺達在一個夜總會裡，被兩個尋歡作樂的男人圍着，沉默寡言，接過他們遞給她的香煙，把頭轉向右邊，再轉向左邊。她人雖在但心已不在。在此之前，她曾說過‘我一文不值’。攝影機聚焦到她的臉上，她面無表情，然後畫面逐漸虛化。”——安妮·埃爾諾《一個女孩的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