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Enlightening

首發:陀螺電影

正當我們以為電影院将迎來一個清冷的年末——張藝謀的《狙擊手》和刁亦男監制的《平原上的火焰》(原名《平原上的摩西》)紛紛撤檔、正在全球熱映的《蜘蛛俠:英雄無歸》引進和定檔都尚不明晰之時,一部并沒有多少宣發物料卻一上映便在影迷圈引起轟動的電影打破了沉寂。《愛情神話》(B for Busy)是新人導演邵藝輝自編自導的首部劇情長片,目前豆瓣評分高達8.3,和《雄獅少年》并列今年國産院線片評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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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神話》海報

這部以滬語為主、夾雜着普通話和各種外語的電影為何能讓觀衆連連贊歎“靈啊”?其性别觀念和對親密關系中的性别氣質的呈現與其他電影有何區别?像《愛情神話》這樣的“方言電影”面臨着怎樣的現實又将迎來怎樣的未來?

根據上海民政部門的統計數據,2020年上海辦理結婚登記共9.22萬對,辦理離婚共6.64萬對。《愛情神話》便誕生于這樣一個婚姻本身正在走向崩潰的時代。這部把“愛情”寫進标題的電影從一開始就解除了愛情與傳統意義上的婚姻之間的綁定:我們主人公不是離婚或單身帶娃,就是從來沒結過婚,而唯一尚處在婚姻關系中的角色——老白(徐峥飾)的學生格洛瑞亞(倪虹潔飾)的老公已經不知所蹤,“劫匪”打電話給她稱綁架了她的老公,但觀衆後來得知,這一出鬧劇實際上很有可能是投資失敗的老公試圖想向格洛瑞亞變着法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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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神話》劇照

“婚姻是愛情的墳墓”的諺語早已在坊間流傳多年,但一夫一妻制的異性戀婚姻仍被奉為社會主流價值,略去了從矛盾積累直至爆發再到離婚的漫長過程,全員離婚的《愛情神話》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婚姻已死”時代的愛情,究竟能夠走得多遠?

邵藝輝知道,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也隻能回到日常生活中。但是,上海這座中國最現代化的都市為“日常”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在以往那些摻雜着寫實又略帶誇張的叙述中,“上海性”“上海男人”早已以某種獨具特色的形象聞名全國。與西裝筆挺格紋圍巾的好友兼鄰居老烏(周野芒飾)和自稱護膚達人的兒子白鴿(黃明昊飾)相比,老白似乎并不是一個足夠“典型”的上海男人,他對兒子的性格和護膚品嗤之以鼻,明明也是個藝術家,卻淪落到在自家的小院裡教中老年人繪畫,并在舞台劇的觀衆席打瞌睡……唯一能證明他是上海的人似乎隻有一口地道的上海話和那一手做菜功夫。他與李小姐的愛情起始于那場戲劇和互相慰藉的一夜情,随後便在接連的瑣事和總是出現意外的派對之間原地打轉。

整部電影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個段落莫過于老白原本計劃與李小姐浪漫約會的夜晚,最終因為三位不速之客——格洛瑞亞、老白的前妻蓓蓓(吳越飾)和老烏的到來而變成了滑稽的中年派對,《愛情神話》遵循了“尴尬喜劇”(cringe comedy)的教益:日常的生活場景,以自我為中心的主角(們),以及打破社會規範和道德期許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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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神話》劇照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愛情神話》與亞馬遜的詩選劇《現代愛情》(Modern Love)一樣,它們都不僅僅關于愛情。在人情淡薄的原子化大都市,它試圖想象一種屬于現代人的聯結——這種在現實生活中似乎确實已經成為“神話”的愛,觀衆恰恰是通過電影中再普通不過的日常生活感受到的,既然是日常,那它當然充滿了糾結(丢了李小姐的高跟鞋而考慮再三是否要買一雙一萬多的正品)、争吵(老白和老烏的日常拌嘴、代際矛盾嚴重的老白和兒子以及互相看不順眼的老白和母親)和失落(所有那些打完字又删除最終沒發出去的信息)。但一旦短暫地置身事外并以旁觀者的目光回溯這些日常時,他們發現神話每天都在發生,它是老烏念叨了無數遍的與索菲亞·羅蘭的奇妙邂逅,似真似假,它是收到所愛之人的微信消息時那一瞬間的心跳加速,措辭被反複修改。因此,與其說《愛情神話》是想象愛,不如說是通過“旁觀日常”重新發現它。

然而,日常性往往是電影的詛咒。一部宣稱以“日常生活”為拍攝對象的電影需要回答更多追問:攝影機所捕獲的“日常”是誰的目光中的日常?對“日常”的喜劇化處理是否背離于現實主義的承諾?更進一步,持有進步立場的電影作者應當如何處理自己處處受限的創作與堅持不懈的左翼批評者之間的張力?需要承認,《愛情神話》對不同階層間的人的交流方式予以了過多烏托邦式的想象——如果說作為鄰居的老白和老烏之間的關系尚且與現實相符的話,那麼他與小皮匠之間的對話則或多或少地顯得輕浮。澎湃思想市場的《上海空中樓閣》一文對小皮匠這一角色提出了犀利的批判:“既要表現他們有錢閑适的洋氣生活,又竭力使之‘接地氣’,而産生了一種跨階層拼貼的不實感;小市民叙事被中産劫奪,再被打扮成僞中産的模樣,坐在背景中修鞋。”

除了影片的日常性及其現實主義窘境之外,另一個問題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導演和編劇的女性身份對《愛情神話》來說究竟意味着什麼?雖然國産電影早已不是男導演的天下,但整個電影行業中女性導演仍占少數。今年4月,賈玲憑借《你好,李煥英》摘得全球票房最高女導演的桂冠,而由邵藝輝自編自導的《愛情神話》的口碑甚至比前者更好。盡管将“女導演”的标簽從來都不具有确鑿的意義,但以愛情和婚姻為中心的《愛情神話》無法避開對其“女性視角”和性别觀念的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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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神話》片場照,導演邵藝輝

《愛情神話》呈現了怎樣的性别形象?它如何“性别化”上海中産階級的生活?電影中的三個女主人公各自的生活與彼此之間的關系是《愛情神話》所操演的性别戲劇的靈魂。“我隻不過犯了一個男人都會犯的錯而已”——這句出自老白的前妻蓓蓓的話是如此犀利,以至于老白發現他并沒有被給予什麼反駁的餘地,原來老白堅持與蓓蓓離婚是因為後者的出軌。“手撕渣男/小三”的戲碼無論是在現實生活還是電影中我們都已經看過太多回,無論是被渣男欺騙還是作為小三的女性,她們的主體性在叙事中總是被或多或少地褫奪了,要麼是被欺騙被傷害的性客體,要麼是破壞他人生活的蕩婦。将蓓蓓的角色設定為一個婚内出軌的女性同時又拒絕對其加以道德審判,何嘗不可呢?甚至,還要讓老白的母親時常從前者的家中拿走東西送給前兒媳,我們為什麼不能呈現這種婆媳關系中的複雜和微妙之處?

三個女人一台戲,這句話往往是從貶低的目的出發的,“女人”和“戲”的綁定本身成了一種同質化的厭女修辭。但在《愛情神話》裡,這三個與老白有過不同的浪漫關系的女人無論是人生經曆還是性格都千差萬别,劇本對她們的人物弧光沒有絲毫省略。無論是格魯吉亞的婚姻生活還是她從來不缺男人的夜生活,還是單身帶娃同時忙于事業的李小姐,抑或是離婚後開始學探戈的蓓蓓,她們過着獨立的生活,沒有也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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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神話》劇照

盡管《愛情神話》的性别觀念與越來越聚焦于Metoo運動、交叉性女性主義和酷兒性的歐美電影尚有差距,但它可貴地沒有将冒犯性的刻闆印象強加于角色,尤其是獨受國産片編劇們青睐并時常作為笑料的“娘娘腔”形象。在《愛情神話》裡,被老白稱為“娘娘腔”“沒有男孩樣”的白鴿深受三位阿姨的喜愛,并被積極地讨教護膚和化妝技巧;白鴿的女友與之相比則是粗糙的甚至是更“男性化”的。值得注意的是,單身的或性取向不明的“娘娘腔”形象和處于異性戀親密關系中的“娘娘腔”人物的意義是不同的,當前者總是以龌龊的腹語術表達恐同,後者卻為解構男強女弱的傳統異性戀親密關系提供了可能。

最後,讓我們再次回到《愛情神話》另一個使之與衆不同的點,即全程滬語方言的選擇。方言電影是一個尚無定論的範疇,但類似于滬語和粵語等這類非本地人未經學習很難聽懂的方言确實使“方言電影”這一概念本身成為可能。除了信息傳遞的功能之外,方言電影正賦予方言本身更多文化意義,比如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電影賦予川渝話喜劇性,自成一統的港片又為粵語附上了一層幫派和警匪濾鏡,而“吳侬軟語”似乎又讓人感受到某種張愛玲式的細膩敏感。滬語或其他任何一種方言在方言電影中的功能從來就不是單一的,它使演員之間的互動有了天然而又微妙的親近感,正是因為使用滬語——時常又加入幾句時髦的外文,才使這群上海小資中年卸下所有面具。他們通過語言确認了彼此的個人曆史,以及對共同生活的城市空間的熟識。

經曆現代化轉型的城市和方言的保留和使用間存在着種種矛盾,導演在采訪和豆瓣的動态中也表示,她自己作為異鄉人的在場讓上海的本地同事和朋友之間更少地用滬語交流。于是,《愛情神話》站在了一個“美好的舊時光”和現代乃至後現代生活的交彙點上,它似乎既将占上海總人口将近40%的常駐外來人口排除在了神話之外,又有意展現了某種大熔爐式的文化包容,這似乎也是如今許多城市電影所面臨的困境,工具化的方言終究無法疏解懷舊的憂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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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神話》劇照

方言電影并非沒有它自身的挑戰。一個最現實的問題是,人們或多或少地傾向于看自己“聽得懂”的電影,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每年引進的好萊塢大片的票房不會低于國産商業大片那麼多。方言電影雖為“國産”,但勢必會為其上映院線和票房帶去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愛情神話》實現了同為吳語(杭州話)的《春江水暖》未完成的願望,後者入圍了2019年戛納電影節的影評人周并被選為閉幕電影,卻最終沒能在大陸院線上映。總體來看,從上海地區占全國票房三分之一的《愛情神話》到上映後排片遭冷落的粵語版《雄獅少年》,方言電影的未來依然充滿着不确定性。盡管如此,我期待能在院線的大銀幕上看到更多方言電影,也期待包括邵藝輝在内的冉冉升起的新生代導演們創作出更優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