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laudia Siefen-Leit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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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BS AUF! Ein Kommentar (2021) by Claudia Siefen-Leitich

正文

電影制作人兼詩人村岡由梨(1981年生)将自己的電影、視頻、攝影及文字作品稱為“自畫像” (本文兼用),但更重要的是,她展現了當代日本社會中女性的現代形象。文字繪畫創作及與影像研究實驗室的合作,鞏固了這位國際知名藝術家的電影創作地位。變态、病态與肉體主義 (Corporeality) 構成了她自我記錄式藝術的框架。2019年我曾将她的兩部影片與若松孝二作品聯映,本文将深入剖析她這種極具個人特色的藝術自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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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arent, the world is (2019)

藝術家自我表達的各種表現形式在現代主義時期已然失控,在所謂後現代主義中持續膨脹,有時還通過在不同層面精心構築多元斷裂來實現。後結構主義徹底否定了現代主義對主體性、原創性及藝術作者身份的認知。自畫像這一藝術形式遭受深刻變革并非首次。媒介的多重可能性(尤其是1970年代起攝影與視頻格式的運用)對此至關重要。這些變革引發了對肖像概念是否需要重新定義的探讨。在藝術史的廣義範疇中,自自我呈現體裁誕生以來,藝術家、鏡像、觀者及其凝視始終構成該體裁的基石。然而随着時間推移,這些要素的定位已發生巨大變化。

藝術家不再将自己置于中心位置。觀衆有時會被賦予相當積極的參與者身份。在二十世紀的發展曆程中,攝影與視頻使鏡像不再成為自我呈現的必需品,但并未使其變得多餘。鏡像隐喻的轉變為藝術家自身的鏡像凝視與圖像本身都開辟了有趣的可能性。在此,觀者的視角以極其多樣的方式被瓦解。

我們日益見到以存在主義叩問為題材的自畫像,通常借助藝術家自身肉體進行創作。這些自畫像中,藝術家刻意展露自我以吸引關注;更有甚者呈現多重自我形象,直至發展為視覺自傳體自畫像。我們會看到玩弄僞裝與假面舞會的戲服肖像,以及以象征性呈現為形式的自我表述——這些作品在觀者眼前耳畔,由或抽象或具象的物體引領觀感。

時至今日,無數藝術自畫像仍在探讨存在主義問題,追問生死本質、内在心理狀态,同時也審視外部社會約束與文化規範價值觀對個體的影響。這些探索最終催生了行為藝術、表演藝術及身體藝術的興起,出于制作成本考量,這些藝術形式常與影像藝術相融合。以自身軀體為媒介,在直面上述主題的過程中,衆多藝術家刻意跨越既定邊界,直面痛苦、恐懼、病痛、厭惡、暴力、控制、攻擊性乃至過度攻擊行為與自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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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zophrenia (2015)

觀者似乎與代表性的自戀的暴露狂式的自我描繪截然相反。這些具有傳播性的自畫像顯然主要意圖在于吸引關注。從藝術史角度而言,此類描繪指向一位包羅萬象的藝術家,但受苦藝術家的形象亦可通過直面觀衆的凝視來呈現。這種自我呈現往往由多狀态與面向構成,旨在表明不存在唯一真實的自我——因為身份并非單一,而是永遠“多元”的。這颠覆了自畫像慣常的特征,或者說,颠覆了私密性的獨特性。它使肖像作為潛在的批量産品顯現出來。

在她的影像與文字創作中,村岡以視覺自傳的形式呈現自我,從而描繪了“成為主體”的過程。然而,通過多種記憶載體叙述自身生命曆程時,她始終無法提供包羅萬象的呈現。由此産生的缺失與凝練,皆成為藝術反思與技藝的載體。電影、音樂、服飾、訪談、詩歌與攝影常成為核心載體。但通過展現特定生命軌迹,作品得以超越個人層面,映射特定社會階層與時代背景下的社會境況。那些随時間流逝顯現的痕迹亦可借此方式留存。村岡雖通過家族親曆者身份避免了過度揣測,卻為觀者留下了補充細節的空間。

自我呈現的一種可能形式是類飾。有趣的是,在此個人層面上,我們不禁要思考所飾角色本身與扮演者本我之間的邊界問題。這關乎身份認同的本質及其呈現自我的起點,同時也涉及藝術家同時存在與缺席所引發的矛盾感。村岡時而手持利劍亮相,時而身着黑白、明紅或藍衣,極具統一性的概念美學貫穿其作品。她直面疾病(Schizophrenia)帶來的社會處境與私人困境,在衆多矛盾角色中顯現自我,以此表達切身的身份認同。部分自畫像甚至完全省略了面部描繪。通過貓、窗戶的意象,或以女兒與她共同活動的舞台布景,村岡傳遞的信息往往超越單純的頭像所能承載的内涵。對訓練有素的觀者而言,這些插入元素幾乎成為她影片中的個人标記。在她的電影和詩歌中,村岡記錄了主動強制與被動克制如何在她身處社會中心時的藝術創作中顯現。但作為藝術家,她不僅感受到創作的強制性,更受制于必須帶着愉悅感進行創作的道德壓力。過去順從是紀律與罪惡感塑造的個體行為準則要求,。而今個體面臨的理想要求是通過主動性和精神力量實現自顯。

圖像随着審美化程度的加深日益重要,自我也主要以圖像形式呈現。在構建個人身份時,流行文化産物正被越來越多地用于審美表達。所采用的符号更多是象征性地傳遞情感,而非論證性地表達觀點。自我戲劇化的核心媒介始終是身體,個人化的表達形式備受推崇,但前提是:它們隻能在美學規範限定的範疇内,對既有标準進行有限的變奏。藝術性實踐行動——即基于肉體對論題的處理,可被視為使現實具象化的嘗試,這些現實本身正是基于我們大腦的反射性結構而産生并具象化的,而這種現實無法用語言的理性部分來描繪。盡管如此,村岡通過她的作品與語言,正接近着這些我們如此熟悉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