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ld Field說他主角的角色換成任何職業的上位者都可以，隻是指揮這一形式更明顯，所以我一個非藝術類出身的門外漢鬥膽來呈現一下電影的展開。
很明顯這部影片是一個角色研究，冷淡的調性也符合研究這一形式——就像研究CRISPR，它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有害的，也可以是潛在有益或有害——隻是研究。
在電影中，Lydia Tar作為女性同性戀者的唯一作用就是這個身份沒有任何作用，她隻是一個人，就像《Titane》裡她的孩子完全可以是從她的射精管裡生出來的——但同時Tar又根本不是一個人，而是各種關系的載體。
這裡需要提及一些臭名昭著的sexual predators，像羅曼·波蘭斯基，哈維·維恩斯坦。羅曼波蘭斯基拍了一部《我控訴》，我控訴中猶太軍官是個徹頭徹尾的倒黴蛋子，它什麼也沒做，但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承受了莫名的罪名——一個潔白無瑕的可憐人；而Tar，的确導緻了一個女孩的間接死亡，一個罪有應得的人。波蘭斯基的自辨意味在我看來會更強一些，他完完全全在訴說着社會環境對那個可憐人的不公，查案的人借着他上了位、知識分子借着他揚了名，但除了牢獄之災，他什麼也沒有得到——但Tar不是潔白無瑕的可憐人，Tar是權力流動的一部分，一個外在表現，她甚至不是一個人，而是觀察權力的一個窗口。
影片一開頭的大段長對話已經揭示了整個影片的議題：#RulesoftheGame.影片圍繞Tar展開她身邊的關系，除了和女兒的關系，每段關系都有一個共同的詞——Rules.
和主持人的采訪中提到maestro與maestra，觀看者與被觀看者的Kavvanah不一緻（“intention,” or “devotion”），用以往傑出女音樂家的例子駁斥主持人提到的性别歧視。
maestro和maestra已經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了，機會是成功的一部分，但投機在上位者嘴裡成了——規則，比如奧斯卡，大家似乎都默認政治正确已經成為了評比的标準之一，但這和電影的質量有什麼關系呢？因為我是有色人種，所以評比的時候需要考慮到我作為“弱勢群體”的身份，如果我的勝出包含了這些潛在因素，那這又是否是另一種形式的投機？就像十幾年前的白人會因為自己是白人而勝出——當然不是，因為這是規則，是各個時代的“政治正确”。 更何況即便大家都宣揚着政治正确，但93屆奧斯卡仍然給了科恩嫂——是因為她演得好到足以三封呢，還是因為奧斯卡内裡仍然是白的，有權力做決定的人沒有任何改變——或者說權力本身沒有改變——這都有可能。（沒有質疑科恩嫂的意思，我很喜歡nomadland）
《早間新聞》第二季雖說評價不怎麼好，但裡面的身份政治倒是很有意思，Tar裡也是如此，不管是上位者還是下位者，都視自己的利益為規則。Tar身邊直接關聯的有兩個尋求上位的下位者，一個是Krista，一個是Francesca，F就是沒有提出要求的K。F崩潰來找Tar尋求安慰時，Tar提到K總是在要求什麼，而F你可以看到任勞任怨在Tar身邊做助理沒有抱怨——但如果有真正透明的規則，或者說沒有被Tar這類人所誘惑，K為什麼不選擇更好的方式實現自我？因為這就是現在的規則——Tar感謝mentor，不是因為他交給她的音樂技巧，而是沒有他就沒有Tar現在的地位；Sharon同樣也是出身與一個音樂家族，是有人領進門的（Goodnow sisters）；助理指揮塞巴斯蒂安，也是靠着Andris的關系——所以當Tar踢走塞巴斯蒂安的時候，他本來還在憤恨的質問Tar，但當Tar提到Andris後，他便明白了——這就是規則，他是如何上位的，那下一個人，也會因此規則而上位。所以F在沒有獲得助理指揮位置前，始終沒有和Tar鬧翻，盡管她可能對Tar的一些舉動反感——但她沒有背叛自己的利益。K讓我想到了Olga，波伏娃的情人，即使出版了回憶錄《薩特、波伏娃和我》來控訴波伏娃，但她的文字中再次展現了她對波伏娃狂熱的崇拜與傾慕（來自該書評論區）——波伏娃為了滿足薩特曾把自己的情人介紹給薩特“享用”，當然，“她同意了”——就如同出租車中F和Tar争辯的那一幕，“她同意了”。此處的同意不過是一種妥協，但過去的曆史似乎總是女人在妥協，但正是這樣的妥協塑造了現在的規則——仿佛理所當然。最終K因為無法自我實現而瘋狂（我認為謀生是可以活下去的，隻是來自權力上層Tar的封鎖使得她無法實現自己的才華才導緻她的自殺），F在沒有得到助理指揮的位置後留下了Rat on Rat，徹底消失在了這個權力結構中。
這樣的理所當然在影片中随處可見。大家都知道Tar和她的情人們的故事，但理所當然，直到塞巴斯蒂安自己的利益受損，他感到憤怒說了出來everybody knows；所有人都認為首席大提琴手會獲得獨奏機會，大家理所當然的祝賀着，她也理所當然的接受着，但當選拔被提出後，她的臉色不再顯得理所當然；而這些事對其他人來說都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就是規則。助理指揮換了，規則選出來的；獨奏總是首席，不管她的狀态如何或者其他因素，反正這就是規則；獨奏的首席被換掉了，這也是出于規則——這一點一點的妥協都成為了權力結構的一部分。Juilliard的那段談話也展示出在現代媒體many see many的omniopticon裡，每個人都在成為權力結構的一部分——正如後來Anti-Tar的活動裡，公衆的surveillance（我覺得翻過來不太行但凝視又不太完全正确）也是一種權力。同樣适用于民主，不能管是哪個地方的民主，樂團看起來民主投票，但那卻是相對規則底下的民主。而相對主義盛行的今天，一切絕對權力都被解構，同樣，一切絕對意義也都被解構——川端康成的文字可以是厭女的糟粕，馬爾克斯的一些作品可以是老男人發情的産物——經典早已不複存在，隻是不知道誰敢去捅開德裡達都不敢捅的脆弱窗戶紙。尼采敢，因為他有超人；德勒茲敢，因為有差異與重複——但剩下的人，有的隻是混亂。“chaos is a ladder”，你順着爬上去，也會有人爬上來把你擠下去，這可能就是權力流動的意義所在——it comes full circle, but that is the rule of power.
談話中，Tar指出男生“the architect of your soul appears to be social media”，但Tar又何嘗不是另一種虛假的形象構建，Tar和Olga以及一個白男在電梯裡的那一幕，我們可以看見Tar和白男的鏡像，是此處權力的鏡像，但此處沒有Olga的鏡像。比起Linda Tarr——Lydia Tar，一個高雅的适合古典樂界的名字，一個權力的上位者，the one who conducts. 有趣的是，這樣的上位者，除了在她談及音樂或指揮時，會呈現出仰視鏡頭，大部分時刻都是俯拍，甚至在塞巴斯蒂安跪下仰視Tar提出意見時，鏡頭也是俯拍——并且拍到了整個樂團，整個樂廳——整個權力結構。但片中有兩個人拒絕了conducting，Olga和Petra。
Olga明顯是個反抗者，是尼采的獅子，她沒有進入過這個權力結構，而是屬于另一個權力結構，從Tar送她下車的地方便可看出——有趣的是，Olga和控訴波伏娃的那位情人是一個名字。在女人們從曆史中被消失時（二人餐廳交流Tar提到這裡出現的名字總是拿破侖、貝多芬之流），Olga提到了女權主義者；當說到音樂時，Olga再次說到，她喜愛的是音樂帶給她的意義，誰指揮？不重要。她當然帶着摧毀Tar的目的到來，當Tar開始被摧毀的時候，她便不再和Tar接近，假意休息但又避着Tar盛裝打扮去lobby的時候，就好像出席Tar的葬禮。盡管如此，我并不認為中心會因此解構，中心不僅是上層的景觀，也是下層人依照規則看上去沒有過錯也沒有冒犯别人的生活。但Olga對音樂的愛也是如此真誠，被選上時，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她整顆心的熱情，甚至“on the verge of climaxing”.
而Petra，我認為她存在Tar本我的投影，在捂腳那一幕，她一下子就看見了Tar内心的恐懼和煎熬——“Du sehst schöner aus wenn du lächelst.”或許在這一瞬間，Lydia仿佛松了口氣。正如Sharon所說，這是Tar唯一一段非transactional的關系，Sharon知道一些列事情後，她的點在于你光明正大的出軌惹出事了，卻沒有和我商量！——“Those are the rules”between Sharon and Lydia. Tar在Sharon的指導下，一點一點的循着規則往上爬——她努力符合既定的規則，她被選拔出來了。這一過程沒說，但從早間新聞第一季裡的Alice可見一斑，一個蛋糕的大小已經既定，一個人吃下更多的蛋糕，就會有其他人獲得相對小的部分（當然最後Alice算改變了吧，我看了好久了，也忘了）。
與此同時，Tar還有另一個權力投影的對象，房東奶奶。在她沒有感到being haunted前，房東奶奶的身體狀況也相對穩定，然後随着Tar的權力的崩潰，她糟糕的、赤裸的、可憐的一面預言着失去權力的Tar，直到失去上位者的身份，Petra被帶走，Krista如同複仇者般出現在Tar的夢境中——Tar和房東一同死去了，樓梯上的瘋癫女人靜默的注視着一切。
中途的一個夢境中，我們可以看到Francesca不斷的和Tar親近的人耳語，随後可見Sharon、F以及兩面的Olga，另一面模糊不清的Olga就是複仇之人，此時Tar成為了被他人塑造之人——揭示了Tar的走向。但有趣的是，最後出現了一個臉上有迷宮的男人，似乎是全篇沒有出現過的角色，然後夢境結束，鏡頭立刻給到了公寓裡的一幅照片——Tar在前，煙霧從後面的男人處向前彌漫開來，籠罩着Tar，就好似被權力腐蝕的Tar的自畫像。
Tar對音樂的愛，這當然不需要我贅述，影片多出有表現，這可能是她注視自我時唯一能立足的點了，當她跳出權力結構和所謂的規則，在東南亞“選妃”時，才意識到原來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如此的糟糕——和開頭介紹裡提到的那個會去和原住民一起生活譜寫樂曲、為難民舉辦免費音樂會的人，相去甚遠，so estranged（在很多主創們的采訪裡都能聽到的一個詞）。但有一點，是她在大廈傾倒時，能立足的點——就像她回到家，将小時候的獎牌帶在身上，重新回想起音樂對她來說到底意味着什麼的時候——音樂。
盡管在我們看來，她“淪落”到指揮遊戲音樂，但她仍然在嘈雜的環境中研究着樂譜，從開頭start the clock, mark time的人，變為帶着耳機聽錄音節奏指揮的robot，多少讓人有些唏噓——但當她打開窗，風吹進來的那一刻，誰又能知道她心裡到底在想什麼呢？就像加缪筆下的兩個走夜路的盲人，嘲諷普世價值投射于他們身上的憐憫才是可憐，普世價值又何嘗不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規則。（出自《加缪手記第一卷》）
Tar已經離開，但權力結構無處不在：指揮與樂團，mentor和Tar-like people，大人和小孩，甚至那個紅衣小孩和她的群體對其他小孩來說也是權力的上下位結構，Tar之于K和F，群體之于Tar，樂團之于需要fit in的新樂手，醫生之于病人（醫生可能是唯二脫離Tar指揮家身份和她交流的人，也是除家人外唯一沒有maestro的地方）。在東南亞的某條河上，男孩提到鳄魚是馬龍白蘭度帶來的，然後它們生存了下來——到底誰是鳄魚——是當Tar下去遊泳時會讓她喪命的被壓迫緻兇殘反抗的當地人（Tar住的地方，保安甚至配了槍），還是打攪了原生生态的外來侵略者殖民者。此處沒有答案，就如同Tar在Juilliard彈奏Bach時所說：It’s a question and an answer,which begs another question.
一切都是規則，規則背後又是什麼？當所有的争吵喧鬧甚嚣塵上，我們看見景觀，景觀背後又是什麼？
“An elaboration is necessary as far as synopticism goes: is power actually represented in the media? This 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To repeat, Foucault wrote that ‘the pomp of sovereignty, the necessarily spectacular manifestations of power’, have today gradually yielded to the daily exercise of surveillance, in a panopticism in which the vigilance of the intersecting gazes was soon to render useless both the eagle and the sun’.
In a two-way and significant double sense of the word we thus live in a viewer society.”
——《viewer society》Thomas Mathiesen
就像一開頭她和訪談聽衆的交流：both victim and perpetrator.當然，相對意義上的。
也如同Tar和Petra在車裡念誦的童謠：
……
All the birds of the air
fell a-sighing and a-sobbing,
when they heard the bell toll
for poor Cock Robin.
本人純純業餘，杠就是你對惹，以及純純隻是在講這個電影，沒有要深化到社會學的意思
ps：我傾向于她去到東南亞是回歸本我，或者說回歸人，以及尼采認為喧嚣的景觀背後是沉默的事件，看到權力建築時能看到底下是人與人各式的關系網——當然，每個人有不同看法，就如主創在訪談中總是說：leave it to the audience，
補一點惹：最後Tar吐的時候，也有看法是說她回想起了自己關于馬勒五的糟糕回憶，或許當Tar從影片觀察的特定權力結構中離開的時候，她就不再是權力的景觀，就leave it to the audience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