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烏坎事件中，影像和文獻最大的差别或許就在對于微觀與中觀、個體與部分的聚焦，“CCP First”是所有“集會”的标語，最終又以Trump當選後紐約“Free Wukan, Free World ”來結束。紀錄片的人文主義特性較之文獻冷冰冰的過程追蹤、機制探尋，情感對比過于強烈，當然，無論中英文世界都很難說哪個的文獻、影像、報道更客觀現實，或許所謂真相也根本無從辨駁，但影像相較于文獻，透明度和感官真實性總還是更強：文獻中最常出現的就是“據目前可知數據”以及“此數據暫未可知”，但對于影像而言，縱使剪輯可以調整 、素材可以篩選、态度可以暧昧，但一幀幀的記錄下來的畫面卻不能憑空捏造。作為中國基層社會群體行事件中極為罕見的一筆，烏坎事件意義早就超出了基層治理、公共行政、政治學甚或法學的範疇，無論怎樣的初衷，都需以極為審慎的态度來解剖烏坎這隻“麻雀”， 且最終還是可能會如事件中的許多主角們一樣永遠地“Lost Cour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