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這部片子時有幾點印象比較深刻。
一是叙事的視角上，對于兩方面叙事的平衡，盡可能不偏頗地去呈現雙方情況與言行。
其實能感覺王文黎導演在情感上會更傾向于關照孟珍的命運，比如在前期對她的經濟幫助，在法庭上的多次特寫鏡頭，以及後續報道提及，在二人複合時導演其實希望她能夠離開。但在這種情況下，導演組依然對趙文龍的故事與行為動機進行了挖掘，探究他的生活背景，發現因為下身殘障造成了他當下的自卑與工作和生活困擾，也是由于這種追問拓展了趙這個人物形象的多面性，揭示了更多社會議題，從趙殘疾的個體問題觸及到殘障制度的公共議題。
據說這部片子在當時引發了許多關注，可能也由于其中牽涉的公共議題衆多，引發大衆關于切身利益與生活境況的共鳴，包括實行不久的戶籍制度和階層跨越的議題，還有殘障人員的社會性制度保障等等......
然而，在這衆多議題中，作為一個女性，我最為關照的是谌孟珍這個女性的命運，以及背後所隐含的性别結構的不公。
在我看來，谌孟珍始終在做一種自證，證明自己的清白。
顯性的自證，是片中對于孩子是誰的自證，然而這中自證的起點來源于陳文龍懷疑她出軌的自卑，與逃避責任的否認，如果當時沒有DNA技術，這種讓女性對于自己身體的自證就如同「剖開肚子證明自己沒有吃粉」一樣荒謬。
隐性的自證，則是從法庭宣判結果，乃至後續的三十年裡（《毛毛告狀三十年後》），谌孟珍對于自己不是人們口中說的“為了上海戶口，遲早會離開的女人”的自證。她在采訪中提及受到周圍輿論的影響其實很大，她也想自證自己堅貞的情感。從這裡可以看出，我們的叙事中一直鼓勵着女性的愛心，拯救與包容。
然而，婚姻本就是具有經濟屬性的制度，哪怕在這裡，谌孟珍為了上海戶口而結婚，那又有何妨？女性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去争取自己的利益。更何況，她後續要承擔的是遠比這個戶口帶來的利益要多得多的生育、工作與家務勞動。
我們已經看見了這個女性所受的苦難，與她的勇敢堅毅，卻還要求這個女性得付出純粹真情，樂于奉獻，不能功利；但當這樣前期如此跋扈與不負責的男性展現出殘障的脆弱面，展現出最後的一點父愛時，我們就紛紛看到這樣的閃光點。我們對女性的期待和要求與對男性的要求有着巨大的差異和不公，我們的注意力和同理心常常不自覺就偏移到男性身上。
在谌孟珍與趙文龍的婚禮上，片子的編導老師說：“趙文龍你輸了官司卻赢得了一個老婆和女兒，阿珍你也别太高興，你雖然赢了官司卻輸了你自己和半個女兒。”
當然，站在此刻回望并非想苛責谌孟珍所做出的選擇，在她的時代裡，她所能做出的行動與選擇已經相當不易，她也很勇敢地去争取，做出了自己認為幸福的選擇。但我覺得，我們應該重新回看這些女性的人生曆程，回看當時的輿論叙事，在這些固有叙事中，拓展出另一種視角，拓寬另一條選擇的道路。在本來的婚戀選擇與對女性善良美好的要求之外，我們可以越來越多地去拓展更多選擇與叙事的角度，而不是看似什麼都能選，但在實際中隻剩下一條窄路，還要告訴自己這是我的因緣命運和自主選擇，我很幸福。
談這部片子，如果隻談個體選擇不談社會背景，就是一種對性别結構不公這頭大象巨大的漠視與遮蔽，是一種選擇不看見的暴力。我們不是要去批判個人選擇，而是要看到背後的結構性困境，從生育保障，到社會輿論的壓力，方方面面給女性套上了枷鎖。
希望今天，我們可以堅持性的同意權，免于意外懷孕的恐懼，可以免于不斷的自證清白，而要求責任方履行義務，進行他的證明，我們可以不受困于輿論要求一個女人必須付出純粹真情，樂于奉獻，不能功利的聲音，哪怕是因為戶口結婚又如何，哪怕轉身離開又如何，她不過是做出她自己的人生選擇。我們可以作為一個單親媽媽而不遭受或者不在意非議和白眼。我們可以無需因為一個人的死纏爛打和不幸遭遇就必須對他報以獻身式的同情和關懷。我們可以不必一定要有個男人或者所謂的讓孩子有個爸爸，不必組成傳統意義上的圓滿家庭，不必達成萬衆期待，不必迎合媒體歌頌的破鏡重圓。我們可以擁有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的多種多樣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