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傑伊·比姆》之前，我把他當作是《廁所英雄》《護墊俠》《誤殺瞞天記》《白虎》之類反映印度底層人種的電影。
看到一半多的時候，我想這就是一個低種姓印度婦女森加尼在高種姓律師錢德魯的幫助下，挑戰黑暗警察系統，替夫伸冤的普通故事。
但當看到故事最後錢德魯律師一層層剝開案件的冰冷真相，犯案警察被繩之以法時，我的内心異常承重，我沒有了那種看《廁所英雄》之類印度電影時的相對“優越感”：女人不能在家上廁所這類荒謬的現實不可能在中國發生。
因為我知道，在電影男主拉賈坎努悲劇發生的1995年，我們的身邊也同樣發生了一個無法挽回的冤案：聶樹斌案。
這個案件的複雜性遠遠超過《傑伊·比姆》（具體可自行百度、知乎），聶樹斌雖然已經被最高法在2016年宣布無罪，但當年他是否被屈打成招？從找到真兇王書金的2005年到2016年，十幾年間改判的阻力究竟在哪裡？聶樹斌被槍斃的時間究竟是官方宣布的4月底，還是那個謎一般的“冬季某日”？那個關于器官移植的“謠言”背後究竟真相如何？
依然有太多疑問。
然而相比之下，拉賈坎努的妻子森加尼某種程度上是幸運的，她為丈夫赢回了清白，她得到了真相，得到了應有的賠償；森加尼的律師錢德魯也是幸運的，他赢得了案件，他把真兇送進了監獄，他在和整個黑暗警察機構系統性造假的鬥争中笑到了最後。
然而聶樹斌的父母沒有這麼幸運，誠然他們的孩子已經平反昭雪，但是他們依然沒看到應有的追責。最早披露“一案兩兇”、一直未聶樹斌案真相奔走的公安人士鄭成月也沒有那麼幸運，他丢了官，被視為“異類”，身患重病無錢醫治，18年靠衆籌才得以獲得更好地治療。
我一直記得當年媒體報道中，2016年11月30日，當時重病中的鄭成月和聶樹斌的姐姐通話時說的一句話，“我活不了多久，我死了以後，要給我在聶樹斌的墳墓旁邊樹一個碑，寫上——
人民警察愛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