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有海岸线的国家而言，海洋成为一种天然的国界线，这样的边界意味着国家领土的局限，同时蕴含着扩张的可能。它赋予防守以延伸意义，相应就是疆域的扩大，关系到在世界范围内探险、从事和平贸易、维持治安和负担道义责任带来的荣誉感，这是建立国族认同的核心。民族精神与海军传统是不可分割的，由于舰船和船员们远离祖国，民族精神被更加热情地讴歌。舰船被转化成了文化认同的载体，作为国家象征和传统价值的宝库；另一方面，也承载了国家政治的主张。”

海军电影对于沉没的战舰怀有一种持久的情结，在海上孤单航行的船只总是作为人类社会的微缩样本，通过它的遭遇，可以将社会秩序打散重置，具有仪式效果。日本海军电影的沉船情节格外突出，尤其当战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号（Yamato）悲惨地在冲绳海域沉没，这艘著名战舰又是以日本民族的称号大和来命名时，这艘舰船作为民族的隐喻不仅仅是修辞上的，几乎就是现实的。日本海军电影多次将大和号的故事搬上银幕，“大和号”是浓缩了日本人二战创伤感的重要符号。“战舰凝聚了整个海军的传统和历史，对于一致的民族认同既梳理又褒扬。”在本片中过去的符号大和号被再次赋予意义，只是这个意义却抱有以后世一代人去观察历史的明察感，消去了身处此前历史中的环境迷雾。主角通过简单的数据来论证最终符号意义（失败论者口中的将大和号建造出并覆灭用于警醒国民）的成立并非牢不可破，相比之下更像是对明治——昭和时代里进步主义的怀旧，以及精英主义对太平洋战争期间海军叙事的又一次渗透。而这里的大和号，成为了与日本相等同的现代化国家和日本民族的象征。

21世纪其他战时/战前电影，更多是通过对“势均力敌的对手”以外任何战争受害者的刻意忽略，去达成对己方价值体系与历史观的输出，但本片并非如此，反而是通过“体系之外的精英”作为切口。以男主为代表的军队体制之外的科技人才，这些军国体制之外的精英，看似与体制对抗，实则在最终成为被利用的工具；看似抱有正义与否的观念看待战争，实则潜意识里依旧国与国间界限分明。而以片尾的舰船设计师为代表的体制之内的精英，他们唯技术论，得出日本必败的结论，作为贯穿全篇的隐藏“反派角色”，对体制外的有能力实现他们构想的科技精英施以试炼和引导，最终在通过试炼后引导年轻精英去践行自己的“阴谋”，使前者得以在精神上以及最终结果上拯救日本国民于狂热化必然导致的危亡。

“战舰的沉没是战斗要蒙受的风险，是最巨大的牺牲。失去神化的和人格化的战舰，这样一种情节被赋予了比个体士兵的死亡更具象征性的意义。在海军电影中，战舰的地位相当于民族和国家的象征，从宣传的角度来看，对于这种丧失的描述是危险的失败主义。”“失败主义指的是认定未来注定失败，因而放弃一切改变现状的行动和思想。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几乎覆灭，战后的日本海军电影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沉船的故事，战败的客观结果使得表达失败主义不是什么问题，失败主义成了对于战时狂热的胜利宣传的反弹，受到人们的欢迎，战后的日本人不需要精神鼓舞，占据心头的是长久的自伤和自怜。”现实中的大和号幸存者吉田满曾在极有历史价值的回忆录《战舰大和之末日》里写道:“我们的目的就是证实此一行动的徒劳，我们将为此而死。”这一解释堪称“积极的失败主义”，失败主义认定结局悲惨，主张无所作为，在本片的情境下，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这种“牺牲是迫不得已”的牺牲观，是近代以来日本无时无刻不强调的“进步”观念之代价。如此一来,求生/务实和求死/牺牲这两派立场被协调在一起,大和号承载着这既矛盾又统一的观念，奔赴自己的命运。日本不断繁荣进步,但为什么要进步?在此之前军队一直看重精神主义，但是没有进步是赢不了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一切。幕末的萨长两蕃，在与西方舰队战斗惨败后，放弃了旧政策,引入了西方武器，推翻了幕府。在失败后醒觉，除了这样外并没办法救日本。当日本醒觉之时，未来便有希望。这便是本片史观中大和号的最终归宿。

这种既肯定技术派的作风与历史观念，同时又以此暗示反对战争观念的叙事非常讨巧。它绕过了所有战争叙事中的历史雷区，而使战胜者和战败者双方都可以得到自己满意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本片仍是纯粹日本视角的。它最终推导出“反对战争，拯救狂热国民”这个结论的过程，并不是因为道德上的失衡或肯定人生命的价值，而是在纯技术层面上推导出来的“如果扩大战局，日本必败”。这同时暗示着已经得到的满洲等殖民地将可能失去，与军队将会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这两方面。在这种观念下，或至少是这部电影叙事中已经表达出来的观念里，以中国、朝鲜为代表的最直接受害者群体依旧是缺席的，这同时也是叙事局限在日本军队内部的必然。对于电影叙事中的人物而言，他们所察觉到的历史依旧仅仅是日本与美国这两个东瀛武士与美洲牛仔间势均力敌的决斗，并且因为当时部分日本海军精英意识到美洲牛仔潜力更大必将导致武士失败，但又在军部的推动下不得不决斗的过程里进行着自我拯救，这实际上又是一种海军精英观的呈现。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高度重视教育，学历社会的意识迅速普及全民，也培养了日本人的优等生情结，在面对亚洲落后的邻国时，日本以亚洲优等生自居，脱亚入欧的同时，把自己当成了亚洲的代表。“海军军官由于操纵机械的需要，无形中在职业上形成技术者的思维方式，也由于他们平时航海绕行世界的时候，有机会与世界各国的海军军官交流，因而保有一种从国际视野看待事件的习惯。因此，海军在拟定作战计划上较具合理性。”海军电影中的精英意识与这种民族心理密切相关，而精英意识主导下的对底层的漠视，与日本对邻国的漠视是同构的，日本牺牲邻国的利益来换取自身的发展，并视之为理所当然。

本片在后311时代的序列之内，将当下经历中对正常生活环境的崩坏，与政府精英的冷漠与不作为，投射到了片中时代背景的人物身上。它真正渴望完成的，是以影像抚平日本人印象中对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要么无所作为随波逐流，要么远走客乡不闻不问，要么临场变节依附军国的怨念，一如男主櫂直在进入军队接受试炼前便属于前两类，渴望逃离日本/无望的历史环境去往美国单纯钻研数学，这种精英的选择令人感到恐慌和不安。建立在这种态度之上的本片，是对日本国民的战争印象、对精英阶层的怨念的一次改造重塑，而非直面战争、谴责战争，也因此，将战争直接受害者隔离在叙事空间之外自然而高效。

在此，影片肯定了时代中的精英投入改造时代的同时，一并肯定了军队对于有能力的精英个体的规训，并且暗示着相比于追求真理，投入国家回馈国民更胜一筹。在这一点上，本片依旧延续了战后日本海军电影叙事中，海军作为进步主义结果的呈现，以及军队作为进步载体的倾向，是对明治——昭和进步情结的延续。而在末尾，本片又将山本五十六放置在了“在精神上拯救国民”的对立面上，将山本作为境界仅局限于眼下战局的爱国使者。这种人物塑造，在保守地维护了自《啊！江田岛》（1959）《山本五十六》（1968）《啊！海军》（1969）《联合舰队》（1981）《激情燃烧的零式战机》（1984）《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2011）等海军叙事中把山本塑造成一个技术型长官，而非远离实践的政客，并将其当作理性而悲情的现实主义者来看待的山本五十六神话的同时，也释放了将其打破又并非颠覆的信号。

最终，大和号还是被建造出来并投入了使用，这场以海军发展中航战派与巨舰派的战略之争作为起始的一场可能改变历史的闹剧末尾，又重回到了历史本初的起点上。只不过，是用帝大数学精英阻止大和号建造，并最终在一位唯技术论的失败主义舰船设计师的劝说下做出改变的故事，为其赋予了一个脱离于历史背景中精神至上的环境，并因此显得更为智慧、悲壮、宏大的意义。日本海军的大和号情结虽然与保守派的牺牲逻辑相疏离，却更加强力地褒扬了追求“进步”的民族精神，下昏聩命令的战时指挥者与游离的精英分子不是日本民族的代表，大和号上被牺牲的军人们才是。大和号沉没，民族象征的消失暗示着旧式帝国的破灭，而存活下来的人建设了更好的日本，他们联结了现在与过去，使民族的历史不被割裂，使精英的意义得到重塑并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