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不結婚,一切都沒價值了嗎?”“不結婚,再幸福它也不叫幸福。”這兩句出自紀錄片《中國剩女》裡未婚妹妹和已婚姐姐的對話,代表了當下最典型的兩種婚姻态度。《中國剩女》是由以色列女導演希拉·梅達利亞和莎什·什拉姆聯合編劇執導,跟拍了三位單身女性面對婚戀,尋找自我認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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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主角是律師,34歲,普通農村家庭出身,在北京工作,想找一個尊重女性、能分擔家務、接受丁克的男士,在外人看來,她已不再年輕,但在她眼中,自己正在最好的年紀。律師将真實想法告訴了心理咨詢師,後者覺得不可思議:“你覺得自己還年輕嗎?”、“選擇婚姻,你就必須要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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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律師又和同事們吃飯時讨論男女平等,同事希望她認識到婚姻市場的現實,律師對這種不公的現狀特别氣憤,反駁道:“沒有人有權利說任何難聽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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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律師回到了山東老家,父母親戚圍坐在一起勸說她得為以後打算,要盡快找對象,律師不聽:“結婚有啥好,還是單身好。”姐姐罵她:“你太自私了。”姐妹倆互相抱怨謾罵,發洩積攢了一肚子的委屈,直到把一屋子的人都惹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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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号主角是電台主播,28歲,北京獨生女,想找一個陽光活潑開朗真誠的男生,最好是有本地戶口有房子的公務員。主播不着急,爸媽比較急,所以她參加相親大會,和一個條件相當的男生配對交談,但回家向爸媽彙報後也沒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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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心理治療期間主播回憶起了童年陰影,小時候不聽媽媽的話就會被扔到大街上不管,因此害怕被抛棄的感覺貫穿至今,但凡主播有一點質疑,媽媽就會咄咄逼人地吵架,懷着這種又愛又怨的情緒,母女倆的矛盾越來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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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主角是大學老師,她的經曆複雜點,20歲出頭的父親去世,如今她決定嫁給比自己小幾歲的男生,一年之内結婚、生子、搬家廣州。男方條件比女方差,婚禮在村裡操辦,窗外不時有人探頭探腦,指指點點,簡單的儀式,冷靜的心情,面無表情的老師身着婚紗,坐在床中央等待新郎來接。一年後,她生下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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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她在《嘉年華》的觀影活動上讨論女性主義,并分享了婚姻心得,有個小女孩問老師:“你為什麼認為婚姻是個成功的結局?”老師想了想說:“婚前我生活得很豐富,很有趣,結婚後可能生活比較乏味,但我感受到了幸福。”

《中國剩女》裡展現了三種“剩女”心态,律師堅持獨立的女權主義,主播還沒有完整的自我意識,老師選擇表面妥協。

我想,孤獨終老多半是一種鑄造的結果或者情緒,而不是最初的期望,内心深處,每個人都渴望長久的陪伴,但每個晚婚或者不婚青年都有遲遲不步入婚姻的充足理由。

原生家庭無疑是最大的障礙。律師家有5個女孩,從小重男輕女的風氣滋生了她對婚姻的逆反心理,塑造了其倔強正義的性格,多年的高等教育為她打開了另一扇天窗,她會将性别平等看作理所當然,在婚戀中保有理想主義傾向。而家人卻仍本着“為你好”的樸素想法,用自己的婚戀觀要求律師,苦口婆心,施加壓力,律師則在保證和反悔之間負隅頑抗,這樣每次見面都變成了一場淚流滿面的反思批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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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家的問題是有個太過強勢的媽媽幹涉女兒生活,這種控制關系在張愛玲的小說《金鎖記》裡有過悚然深刻的描寫。女兒一方面想掙脫束縛和言語暴力,一方面狠不下心脫離這種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舒服日子,喪失了緊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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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婚姻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受父親早逝的影響,讓她年輕時候就體會到無所依傍的孤單,卻又沒有把握住最合适的,再加上寡母的催促,她下嫁了,心有不甘,但也不認為所謂的妥協就是認輸,其中的得失隻有自己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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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家庭,學曆、年齡、長相、性格、運氣這些匹配項目又是個大篩子,片中有個特别有趣的例子,律師去相親角找對象,有個老太太聽她是做律師的,連忙拒絕:“你太厲害了,我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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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國導演角度觀察中國社會,《中國剩女》專注于犀利觀點的交鋒,對人性自由抗争的欣賞多過于人情世故體察,這讓它花了一半的篇幅講述了律師的故事。在律師身上,體現了東方傳統倫理觀和西方個人主義價值觀的艱難撕扯,鄉土父輩的經驗和新女性自主欲望的脫節,枷鎖無處不在,比喻如影随形,滿地的棉花都是她的嫁妝,多籽的石榴提醒她早生貴子,她在一次次對流言的抵抗中,臉上刻上了硬朗憂愁的線條,帶着因襲的恐懼奔向遠方。

在本片結尾,律師獲得了去法國留學的資格,暫時得到了爸爸的諒解,他說:“你給我争光了。”她坐車離開,身後的鄉村小路漸行漸遠,消失不見,這看起來是一次逃亡,一次突圍,她将去更廣闊的天地生活,至少那裡的人不會用婚姻作為審視她的第一标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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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讓我想起了2019年的亞馬遜暢銷書《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是塔拉·韋斯特弗的自傳體小說,作者出生于一個極端閉世的摩門教家庭,十七歲之前沒上過學,卻27歲成為劍橋博士。在那個充滿偏見和暴力的家庭裡,塔拉的逃離是個奇迹,她遭遇過嘲諷、虐待和自我懷疑,不過在見識過更大的世面後,感恩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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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中國剩女》片頭展現出來的律師并不是個讨喜的角色,她有太多擇偶條件,看起來缺乏自知之明,但漸漸地她的勇敢真誠讓人感到佩服,直到她騎着自行車遊蕩在巴黎的校園裡,她成功了。正是這成功,改觀了大多數人對她的看法。

在這個社會,或早或晚,我們都需要一個成功的結果賦予過程意義,隻是這價值标準别隻有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