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電影,注重精神内容;

有些電影,注重感官體驗。

有個叫諾蘭的,内容和體驗兩者兼得。

不過這裡要講的不是諾蘭,而是一部注重體驗的電影。

奪得2020年美國金球獎最佳劇情片,英國學院獎最佳影片,錯失奧斯卡最佳影片的《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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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入最後階段。

經過前一年的凡爾登戰役和索姆河戰役,以英國和法國為代表的協約國一方,逐漸掌握了優勢。

以德國為代表的同盟國一方節節敗退,陣線後縮。

由于前線戰事不利,德國決定從2月開始,把主力部隊後撤至興登堡防線。為了不讓追擊的英法軍隊撈到好處,德軍一路上制造交通障礙,屠殺牲畜,破壞村莊,盡量不留任何物資,甚至在軍事要地布下絆雷等陷阱,隻留下一片又一片暗藏殺機的廢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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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曆史大背景下,曾執導奧斯卡最佳影片《美國麗人》的導演薩姆·門德斯結合他祖父參與一戰的真實經曆,主導創作出一個關于通訊兵的故事。

由于一戰的時候無線電通訊還沒廣泛運用,或者說沒有形成一套系統,主要的通訊還是依靠有線通訊。但有線通訊經常被敵人切斷,所以就需要冷兵器時代必備的通訊兵來負責信息的傳遞。

兩個年僅16歲的英國士兵臨危受命,他們要穿過不知道還有多少德軍留守的前線,把撤退命令傳達到前線部隊。

時間隻有八個小時。

如果命令不能及時傳達,前線大約1600人的部隊就會進入到德國的圈套,有可能會全軍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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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載着1600人的性命,Schofield和Blake進入到暗藏殺機的廢墟,沒有人支援他們,他們隻能孤軍作戰。

沒有過人的意志和足夠的動力,這個任務是難以辦到的。

奧斯卡影帝科林·費爾斯飾演的Erinmore将軍考慮到這一點,所以他找到的是Blake。

因為Blake的哥哥,就在那命懸一線的1600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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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來,Blake就沒有退縮的理由了。

《1917》就是講述了Schofield和Blake傳達緊急命令的這段亡命之旅。

與其說講述,不如說是呈現。

薩姆·門德斯和終于憑借《銀翼殺手2049》奪得奧斯卡最佳攝影的攝影師羅傑·狄金斯商議出了一套方案,那就是用“一鏡到底”的方式,來呈現出這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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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8年,懸疑電影宗師,藝高人膽大的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就開創性地用“一鏡到底”的方式,炮制出了技驚四座的《奪魂索》。

電影拒絕傳統的剪輯方式,轉而用10個左右的長鏡頭,組成了80分鐘的一部長片。

乍看起來,就像是攝影機沒有停止過,一次性完成拍攝一樣。

不過由于當時的技術局限,仔細一看,還是能找到較為明顯的剪輯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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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年後,俄羅斯導演亞曆山大·索科洛夫才真正意義上地完成了一部一鏡到底的故事長片《俄羅斯方舟》。

全片隻有一個鏡頭,全劇組經過幾個月的排練,才最終完成了拍攝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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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論是《奪魂索》的僞一鏡到底,還是《俄羅斯方舟》的真一鏡到底,都具有着相當大的難度,沒有一定的人力物力,最終隻會得不償失。

所以一鏡到底的電影并不多見,所謂物以稀為貴,一旦有人敢這樣玩,就很容易能引起關注。

2014年,亞曆杭德羅·岡薩雷斯·伊納裡圖的《鳥人》把長鏡頭推到了電影世界的輿論中心。

影片奪得奧斯卡最佳影片,令人心生疑問,到底是高難度拍攝重要,還是拍攝的内容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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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受到《鳥人》的影響,2019年,再次大玩一鏡到底的《1917》,還未上映便引起了廣泛的期待和關注。

全片一鏡到底的玩法,首次運用在戰争片之中,會有怎樣的化學反應?

出來的效果是令人滿意的。

電影還未正式上映,便成為了頒獎季熱門。上映後口碑票房雙豐收,并進入IMDb Top250榜單前1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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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鏡到底的噱頭,為《1917》赢來了更多關注度和贊譽的同時,也帶來了争議和缺憾。

争議的是,一鏡到底是否必要,是否有意義,導演這麼做是否是主要為了炫技?

對于忠于或習慣了傳統表達方式的觀衆,一鏡到底顯得有點多餘,甚至根本沒這個必要,也沒有實質性意義。

電影的内容比技術重要,炫耀了高超的拍攝技術,卻削弱了戲劇原有的張力,是得不償失的。

很可能就是因為《1917》更為技術向,所以在奧斯卡最佳影片的決選中敗給了更符合傳統電影表達的《寄生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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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憾的是,一鏡到底确實犧牲了一些值得探究的内容。

配角的塑造是被完全犧牲掉的一塊。

發布命令的Erinmore将軍是什麼心态?

給Schofield提供幫助的Smith上尉為何會認為MacKenzie上校有可能會不停命令,從而給出讓其他人旁聽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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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Kenzie上校的言辭令人感歎,他是否真的是一個好戰之人?

由于薩姆·門德斯選擇了要一鏡到底,鏡頭到一直跟着主角,以至于配角無法得到一部劇情長片中應有塑造。

還有派遣兩個少年士兵執行高風險任務這件事是否合理,特别是Erinmore将軍利用了Blake的親情,以及更多關于主角的前史,都沒能得到進一步的延伸。

種種缺憾加起來,就顯得劇本十分單薄無力,電影隻能依靠演員表演和拍攝技術補回分數。

好在,一鏡到底确實玩得很成功,演員的表現也可圈可點,尤其是飾演Blake哥哥的《權遊》“少狼主”理查德·麥登,他最後的哭戲令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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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薩姆·門德斯為何非要玩一鏡到底不可?

站在創作者的角度,創作就不應該是千篇一律,依樣畫葫蘆的。

薩姆·門德斯和羅傑·狄金斯都已經拿到了該有的榮譽,對于他們來說,與其迎合某一部分人的口味,再去拿獎或者賺票房,不如進行具有挑戰性的嘗試。

一鏡到底就是極具挑戰性的嘗試。

當故事适合用一鏡到底來表現的時候,他們自然是更加有理由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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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的故事說好聽點,是極簡的,就是講兩個士兵送信的事,任務隻許成功,不許失敗。

說難聽點,那就是俗套的,過時的。

就算再怎麼深挖人性,戰争與道德的思辨,對于戰争電影來說,也隻是再做一件别人做過的事情。

說白了,就是戰争這個題材拍到2010年代,早已經被拍爛了。

等到諾蘭想拍的時候,也隻能針對叙事這一點來做創新,以避免自己的作品與前人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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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對于這個沒有太多驚喜可言的故事,就像諾蘭的《敦刻爾克》一樣,一個觀衆可以想象到結局的故事,叙事模式的選擇就是重中之重。

一鏡到底的選擇,絕不僅僅是給電影增添了點噱頭而已,更絕的是,這個選擇給予了故事别樣的靈氣。

情況就像是一個長相普通的女孩,經過一番打扮之後,變身了一位被圍觀的女神,這才使得更多人發現了她身上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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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要有人願意花心思去幫助更多“女孩”打扮,哪一種“打扮技術”,其實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更多值得被欣賞的“女孩”,能夠被讓更多人注意到。

一個又一個故事,就是等待被創作者發現的“女孩”。

如果有的故事本身值得被傳頌,卻因為不适合傳統電影的表達方式而被遺棄,那對于故事和電影藝術來說,都是遺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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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一個很重要的價值是,它告訴了世人,一個故事再怎麼簡單,再怎麼過時,也存在着被拍成電影的可能性。

電影人挖掘故事的時候,不應該隻考慮到故事“是否适合被改編成電影”。

如果一個故事值得被講述,又不适合傳統電影的表達方式,那電影人完全可以在叙事和技術等層面上做文章。如此,電影這個講故事的工具,就能變得更加強大,而非備受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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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點替《1917》感到可惜的是,圍繞電影的話題始終繞不開一鏡到底。

在内容和體驗的兩個方向上,薩姆·門德斯選擇了體驗,用一鏡到底的方式營造沉浸感,試圖讓觀衆和角色的體驗同步。

但觀衆太關注一鏡到底,以至于觀影的時候,要去思考是怎麼拍的,剪輯點在哪裡。

對于一部注重體驗的電影來說,當觀衆的思緒停留在戲外,這是很緻命的。

觀衆不能入戲,這樣作者的創作意圖就沒能達到了。

男一号Schofield在短短八小時的旅途中經曆了心靈震蕩,片頭和片尾同樣靠在樹上,所蘊含的思緒卻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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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需要觀衆和角色一起去體驗,沉浸其中,才能體會到的。

一鏡到底的方式可以讓觀衆最大程度地感受角色的感受,觀衆感受到了什麼,就是電影所傳遞出的思想和情感。

譬如一路上觸目驚心的景象,與零星的美景形成對比,會讓人反感戰争,起到“反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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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有将視線離開一鏡到底的華麗外衣,《1917》才能發揮出應有的價值和作用。

戲内讓觀衆體驗戰争,與角色一起經曆一段亡命之旅,獲得超出現實生活的感受;

戲外引發電影創作方面的思考,激發電影去用不同的方式,去講述更多值得搬上大銀幕的故事。

總而言之,《1917》絕非華而不實,隻是其中金光閃閃的玄機,仍然被一鏡到底這個外衣所掩蓋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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