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偉豪創作訪談，首發于公衆号 深焦
2021第一部值得重要讨論的華語院線片，無疑是台灣導演程偉豪的新片《緝魂》。
影片從知名富豪的遇害案講起，負責此案的檢察官梁文超（張震飾）與妻子刑警阿爆（張鈞甯飾）在調查中發現，這起看似争奪遺産的謀殺案背後，還隐藏着更為驚人的生死迷情。
自首映之後，對《緝魂》各個層面的讨論層出不窮，尤其是影片情節的梳理和人物情感光譜的理解。在我看來，《緝魂》當然是一部需要被複盤、捋清每個反轉與動機細節的電影，但更重要的在于——理解片中的情感變化，比理解高概念或事件邏輯的門檻要更高。直至最後一秒，影片都灌滿了複雜得酣暢淋漓而又保持克制的情感。看完之後，我思考了将近3個小時，才理解清晰其中某個犯罪動機背後草蛇灰線的情感轉變。
...程偉豪導演曾一手打造恐怖片《紅衣小女孩》系列，他的前作《目擊者》更是近年來口碑最佳的華語懸疑犯罪片之一。而在《緝魂》中，程偉豪做了一次全新的“混類型”嘗試，把所謂的“情節反轉”滲透入鏡像式的人性抉擇和雙重性的情感體驗系統，讓懸疑紮根于人物本身。
每個觀衆都能靠自己的腦力與人生體悟，去構建自己對《緝魂》獨特的解讀方式，所以我們并不想要提供标準答案。
此次對話程偉豪導演，我們直接跨越了“劇情複盤”，而是深入到影片的創作與創作背後的觀念，探讨《緝魂》在科幻與懸疑、東方文化與人倫情感、“近未來”與現實等多重維度上試圖重構的關系。
...是什麼契機，讓你選擇江波的《移魂有術》這篇科幻小說進行改編？在劇本的創作階段，又對小說進行了哪些方向的取舍？
程偉豪：當時投資方朋友拿了《移魂有術》給我看，看完後，我發現這篇小說裡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在于“用大腦RNA制造記憶粉末”這種具有真實感的科學論調，并且通過它來講述一個靈魂轉移的類型故事。
在準備改編之前，我思考到“将人類的靈魂用RNA的形式留下來”這種論調是偏西方視角的，那麼我們東方人進行這種題材的創作，是不是可以雜揉進東方的觀點？我們東方文化對于靈魂的看法是什麼？人死後産生的靈魂，有時候會被稱之為“鬼魂”，那麼是不是也是可以透過特定的東方術法，讓靈魂有辦法保存下來？
不過，真正讓我對原著進行“大規模改寫”的原因，其實是這幾年面對家人的離世，讓我對于生老病死和靈魂的議題，都有了新的感觸。在最後的編劇階段，我的爸爸剛好也走到了人生的盡頭。尤其是在我父親得肺癌的最後那半年，給了我很大的情感沖擊，讓我真正開始去思考：我們在面對死亡當前的時候，身體的反應和心理的狀态會是怎麼樣？
病患本人與病患家屬，每個人都會産生不一樣的身體和心理的狀态，這也都出現在《緝魂》的主角們身上。他們的心路曆程基本上算是我的家人們的一種翻版。這些人世間的生死，伴随而來的牽挂、執念，開始讓我展開對肉體和靈魂之間更深關系的思考。我想把這些思考都改編進去，讓它們被“紀錄”進電影裡，這是我創作《緝魂》最重要的原因。
我的每部電影，内核都是想要表達情感，最後也都會有關于情感的落點，這次更是鎖定在“伴侶之間的愛”。就像電影裡面提到的——“為了愛的人，你可以做到什麼程度？”這句台詞的背後，是劇本創作階段的時候，因為爸爸的身體狀态，讓我關照到了媽媽這個不離不棄四十幾年的伴侶對他的照顧。我的父母是《緝魂》取材的最為内核的人物。
...原來片尾的“獻給父母”對位的是梁檢與阿爆之間的家庭情感戲。這是對原著最大的改編嗎？
程偉豪：更嚴格地講，改編主要留下來的是“人腦RNA制造粉末”的設定，其他的基本都是大改了。
《緝魂》的故事層層展開，有觀衆說它是無法被定義類型的電影，因為雜糅了好多種類型，又要做到自圓其說。那麼，《緝魂》和《目擊者》最大的不同你覺得在哪？
程偉豪：《目擊者》當時是我剛開始試水犯罪懸疑題材，希望可以嘗試多種反轉模式，然後把反轉都聚焦到人物的“真實與謊言”裡面的“羅生門事件”。《目擊者》本質上在做的是“我們都是碎片，但拼湊起來它不一定是完整的整體”，因為大家各有各的人性上的私欲。
...到了《緝魂》，最大的兩個不同是我在最初就确定要做“跨類型/混類型”，以及影片的情感面向是朝向溫暖的。我希望《緝魂》的創作要完全有别于《目擊者》，于是在這兩個大的面向下開始創作——
“混類型”總結起來就是“東方神秘玄學科幻的懸疑犯罪片”。《緝魂》有輕科幻的“近未來”的設定，是距離當下10年内的人類世界，那首先就要有别于硬科幻的創作。我在類型上會先做好确切的定義再開始寫劇本，《緝魂》不是硬科幻，不是賽博朋克，它比較像是《黑鏡》，回到那種“科技之于人性”的探讨：如果科技過度使用的時候，人類身上或彼此之間的關系會發生怎麼樣的質變？
而東方文化的來源，則考究取材了一些人類起源的學說，包括《山海經》上的内容，還有一些與靈魂有關的術法，這些都是我們東方人自己的文化系統。我希望在“近未來”的背景下，還是可以帶着這種東方奇幻的神秘色彩在裡面。通常大家講“靈魂轉移”這個概念，國外的好萊塢電影非常多且很普遍。《緝魂》更想體現的是“靈魂是有好幾種面向的”——除了“垂死老人想要永生”這種常見的面向外，還有“死後的靈魂是否可以用特殊方式留在人間”等等。
...你是怎麼看待自己類型片創作目前三個階段的改變與跳躍的？
程偉豪：《緝魂》與此前的《紅衣小女孩》和《目擊者》的跨越與不同就是，希望給觀衆在跨類型的狀态下，卻又有一種溫暖的人性情感在裡面。
我覺得在雜糅那麼多類型之後，要自圓其說的關鍵，就是情感。因為透過人物，以及人物間最真實的情感，就可以把所有的類型全都收攏起來。這是我在《緝魂》創作時的整體思路。
剛剛談到這種“人腦複制”為創意架設的影片，在好萊塢很多見，已經形成系統了。而《緝魂》在國産片中卻非常罕見，和好萊塢的科幻片有不小的差異。你是如何看待好萊塢的類型創作與自己本次創作的異同呢？
程偉豪：我在看待好萊塢這種“人腦複制”題材的影片的時候，經常會處在一個比較客觀、理性的角度。他們講的很多“換腦”相關的故事，都是透過一些具體的科學基礎所做的創作。
作為觀衆，在看好萊塢這些電影的時候，我其實側重的都不是科幻設定本身，而是人物背後的人性故事。但是即便在這種觀影狀态之下，還是會發現其中有很多是“難以解釋、難以言說”的。而把東方玄學的語境加入其中，就可以産生很不一樣的化學效應。
...《緝魂》在色調上就很冷峻，構建了一個特别冰冷灰暗的未來世界，空氣中的迷霧無法散去，視覺上讓一切都顯得晦暗不清。
有人說影片的風格是特異的“東方賽博朋克”，和我們傳統理解的并不相同。那麼你是如何搭建這種東方氣息的“近未來”世界觀的呢？
程偉豪：身為導演，一開始要做“近未來”的科幻電影的時候，首先是要對“科幻程度”有個界定。雖然原著是在“近未來”，但我在刻畫世界觀的時候是嘗試建立在當代的基礎上，所以做的很多工作是影像方面的色調協調。
我們東方的輕科幻，有什麼是屬于我們自己的色調？開拍之前，我們做了一整套的“色彩計劃”。
由于故事的主角主要來自于檢、警單位，他們辦公場所的環境，大多都是使用木頭的材質。大多數科幻電影會采用比較特殊的色調去處理視覺氛圍，這是比較普遍的；那麼我可不可以大量加入這種“木質色調”來做出改變？這種木頭的材質感，能體現出一種“新舊交雜”的質感。
在服裝造型上我們也有專門的設定，希望不要出現鮮豔的顔色，讓整個電影都維持在一種中低明度、彩度偏低，甚至是帶有一種“灰着質感”。孔雀綠、藏青、姜黃、磚紅，都作為了此次服裝的主要用色。此次的美術指導黃老師，他為整個電影定義的美術觀是“灰階的視覺”，空氣永遠都是被霧霾籠罩的，偶爾會透一點點暈染的紅光。
至于“東方賽博朋克”，其實談不上。我刻意地希望影片的“賽博氣息”是不強烈的。所以沒有多數光點的氛圍，都是刻意減少的。這就是我心目中“近未來”的科幻氛圍。
...“近未來”是科幻小說中界定世代的概念，但其實在《緝魂》中我感受到了它的寫實性，它成了一種可以被改造的現實。所以還很想聽一下你對“近未來”與當下之間的關系的理解。
程偉豪：在《緝魂》裡，你會看到很多新舊交雜的産物，主要來自于電子産品、醫療科技（RNA技術）。但其他的東西，你看起來會發現，好像與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沒什麼太大的不同。
其實我在創作的過程中做了一些研究。人類在這10年内真正會進步的，是語音智能、AR/VR技術、電子産品和醫療科技等，其他東西并不會改變太多。所以我們在影片中反而花了很多心思，去做這些具體的小細節。
從我們人類身上取出來的RNA粉末，再回頭去反饋我們的癌症治療，這是故事發生的科技背景。它其實是用一種具體化而非視覺化的方式，去形塑“近未來”的世代感，同時體現那個世界與當下世界間不同的關鍵。在體現的面向上，就可以産生出很多種可能性。為此我還找了原著作者江波老師，反複探讨後才着手做這個概念，就是為了讓“近未來”的定義可以再更現實一些。
原本還有另外一個點想放入電影中，就是關于“大數據”。但如果引入的話，完全可以寫成另一個全新的故事走向，隻能選擇放棄。
...RNA技術是《緝魂》的核心設定。片中，這種“科技重生”與東方的陰陽觀念融為一體，你是如何思考的？
在我想要置入東方文化元素進電影的時候，想到的就是我們文化裡的神話傳說，以及人與神靈之間的關系——比如《山海經》、玄學。我們的祖輩從這些神話中逐漸衍生出了一些具體的做法，而它們始終在人類的世界運行着。
所以我做科幻，希望是把陰陽、男女，到最後是人與性之間最根本的狀态呈現出來。當然在一些因素下，扣合的部分沒有原版設定的那麼強烈。事實上，《緝魂》想要尋問的是“科學與神學”之間的關系。觀衆無論是從東方觀念還是西方觀念，去對這部電影進行切入的時候，都可以得到一種反思與辯證。
......《緝魂》引發最多讨論的是第三幕帶出了複雜的情感線，裡面有着極緻的愛情與仇恨，又演繹出了對“生理/心理/社會性别”的三重探讨、對情感于意識和軀殼間關系的探讨。這條線索是如何進行構思的呢？
程偉豪：我有看到大家很多不同的讨論，其實都包裹在我們原先設定的面向裡。就像剛剛說的，我真正想講的是“相處于生死之外”，靈魂和靈魂伴侶有很多種面向可以讨論。在男女性别軀殼的狀态下，我們要思考的是——對于另一半，我們真正在意的是他的外在而已，還是撇開軀殼後，我真正在意的是不是他的靈魂，還是隻是他的軀殼？
對于這件事的辯證，是我最想放進電影裡來的，讓整部影片可以擁有多重不同的思考層次。
...科幻作家韓松在評論《緝魂》時說，電影包含了“生老病死、貪嗔癡慢、悲歡離合”，是因為有情（人物間的複雜情感），而不是有術（技術或術法）才造成了悲劇——“六個角色，實際上都死了，經受了肉體、精神和社會的死亡”。
片中人物之間的情感不斷颠覆，而每層情感在翻轉之後，又會帶出新一層想要探讨的議題。能否請你展開談談，兩組人物之間呈鏡像關系的情感線索，是怎麼設計的呢？
程偉豪：這個說法已經講得很完整了，甚至有看到影片在經曆“人生八苦”概念調整後的情節。
《緝魂》的整個故事通篇講的是：我們來到人間就開始受苦，通過兩個家庭，我們可以看到各種面向不同的苦，宛如傳道一般傳遞。
這些苦包括了佛學裡的“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會、愛别離、五陰盛”，這“八苦”涵蓋了片中所有情感上或者犯罪時的動機，讓人物們處在輪回裡。而這些動機背後，更重要的是——你有沒有思考過你的伴侶？也許你會因為他們而不苦，因為有愛而不苦，這是我真正想表達的。
最重要的是，你有一個在乎的人，那個人成為了你的伴侶。在這樣的伴侶關系中，我們會為伴侶而生，會為伴侶而死。伴侶在靈魂層面帶給你的是什麼？帶給你的是愛，帶給你的是一種非常需要存在于這個世界的存在。
《緝魂》中的每個面向，想要講的都是多樣的愛之間的“共通性”，希望這種“共通”可以刺激觀衆在看完電影後開始思考自己的日常生活。
...兩組人物所直面的社會問題也不盡相同，有來自身份認同障礙與隐瞞，也有來自階層。這些元素和不少人物行為細節的設計，都讓我感到一種寫實性。
你認為類型片在直面當下社會語境的創作過程中，能給創作本身帶來什麼好處？
程偉豪：我一直覺得類型片可以透過比較戲劇性或娛樂性的方式，包裹很多作者表達。“真正想要講述的内核是什麼？”這是我每次創作都會一直提醒自己的。
《緝魂》的叙事做得很複雜，這種複雜不僅來自于犯罪、懸疑、推理這些類型，還在于裡面包括了一個更大的表達上的辯證——哲學、玄學、科學，這個時候，我要怎麼做？
對我來說，類型隻是我的手段，透過這種手段，如果觀衆有機會從裡面的角色去反思自己真實的人生，那是我覺得自己在創作上期待可以達到的最高境界。我希望自己每次的類型創作，都不單單隻是類型化的強情節，或者一種娛樂服務，裡面更多的是關于人性的反思。
...我想接着開一個腦洞。在任何古老的神話傳說中，人與神之間的區别在于：人是會腐朽的，而神是不朽的。《緝魂》也打開了“後人類主義”的讨論：人在未來也許會永生，而人們普遍的精神狀态與當下也不盡相同了。對此你是怎麼看待的呢？
程偉豪：我個人的主觀感受是，這件事情千萬不要發生。人一旦有機會永生，人性的貪婪就會越來越大。貪婪被養大的過程其實是很可怕的，因為人會發覺自己跟神愈發接近，甚至可以一代傳一代把自己留下來，背後的心理動機來自基因優越主義。
這個過程中，你再回望梁檢一家，他們的需求就變得很單純——“我不要永生，我隻是希望可以繼續活着，與家人好好地相處”。此時他們使用科技的狀态、出發點也不一樣——最終回過頭來，他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另一半，而不是自己想要成為一個神，永遠留在這個世界。
話說《緝魂》裡你自己最喜歡的是哪一場戲？
程偉豪：每一場戲我都還蠻喜歡的。我盡可能地希望每場戲都有一個強大的戲劇性和人物動機，沒有任何的水分存在。比較突出的是梁檢在醫院發現僞證的那一場，以及第三幕的整段情感關系。
...聊聊和男女主角張震、張鈞甯合作的細節吧。張震這次的表演犧牲很大，又有超大的施展空間，讓很多影迷感歎他的實力；張鈞甯也與她之前有很大的區分度。
程偉豪：《緝魂》的主要演員們對角色都有非常高的敏感度，他們的準備功課做得比我還要更充足。最後臨近開拍的時候，他們都比我還要了解角色。
在這樣的前提下，這次張震尤其是要在外觀體态上有非常大的挑戰。剛開始碰面的時候，因為是癌症的設定，我希望他可以減重，就直接定下了比較辛苦的“20斤”的标準。他就靠着自己的毅力和演員的專業度，挑戰成功。
在這樣的狀态下去做所有的演繹，我們就會發現張震的那種病态感，極度接近于真實的癌症狀态，真是事半功倍。拍攝的時候在鏡框裡頭，就已經能形成特别真實、特别強烈的感受。這是我對張震印象最深的。
...整體的演員也都非常專業。他們在每一次很複雜的情緒戲的時候，對角色的理解度都非常高，甚至高到他們可以準備好多種不同的演繹的版本給我看。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我就能拍出很多種同一時态下不同的情緒展現。
在這樣的情況下，回到剪輯台上的時候，我的選擇就很多。也正因此，他們各自的角色弧光都可以成立，而且每一個人物都很精彩。
和你合作的演員，似乎都會跟傳統展現給大衆的形象截然不同，銀幕氣質會讓觀衆一下子就産生改觀。包括像莊凱勳、楊丞琳和許玮甯，都會被挖掘出他們的“多重性”。
程偉豪：我在面對一個要合作的明星時，第一件事就是要面對他們的“明星氣質”。如果希望觀衆能更有代入感，就需要他們的演繹産生寫實性，從而讓表演達到商業性與寫實性的平衡。
但寫實性大多時候往往來自于觀衆需要看到不熟悉的外觀面相。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首先要從外觀下手。譬如像張震的減重，像鈞甯的剪短發，過往像楊丞琳也是全素顔的狀态還要采用老化的特效。
第二件要做的事，就是确認這些演員，他們每個人都對于表演有一定的敏感度和很高的追求。他們也在等待着創作者給予他們一些挑戰，關鍵還是看他們願不願意接招。
我蠻幸運的是，這些合作過的演員們都是樂于嘗試突破的。這真的不是客套話，是他們自己成就了自己的那些角色。我身為導演，隻是處在一個督促與提供選項的位置上而已。
...最後一個問題，想聽你聊一下平時喜歡看的影片，以及有哪些影片影響到了《緝魂》的創作？
程偉豪：我比較喜歡的電影作者有韓國的奉俊昊、香港的杜琪峰，他們的所有作品我都要看的。好萊塢的話，就是大衛·芬奇、諾蘭，他們都給我産生了啟發性的作用。我常常在自己創作的時候會回頭審視，如果自己要做類似的情節和氣氛，會怎麼去處理。
如果真的硬要拿《緝魂》對标一些作品的話，我覺得它會比較像《黑鏡》，也是在講科技、人性，視覺氛圍的呈現都是有點熟悉卻又有點陌生。而在電影的類别裡，最接近的應該是亞曆克斯·加蘭的《機械姬》。
這次和程偉豪導演聊了一小時，盡管最後呈現上有遺憾，但也算是産出了一篇有品質的創作訪談。因為喜歡這部電影，知道創作過程的個中艱辛，更認定程偉豪絕不是一般性的類型片導演，我也盡力想讓這篇内容不浮于表面。衷心希望看過《緝魂》的朋友在讀這篇訪談時，能有自己的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