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就閱片筆記，有待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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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出版的園子溫随筆集《用電影燃盡欲望》（譯者餘夢嬌）的前言裡，園子溫開宗明義——

如果“電影”也有語法這種玩意兒，那就直接撕碎。如果撕碎後還有類似“電影性”的東西潛藏在自己的身體内部，那就繼續撕碎。如果電影堕落成芭蕾、歌舞伎、能樂、日本畫這種傳統藝術，那更要毫不猶豫地抛棄。

圍繞“撕碎電影性”，《埃舍爾街的紅色郵筒》給出了兩種遞進的激情。

其一是對“電影”的激情。區别于“熱情”，在園子溫的電影中（如《在無愛之森呐喊》、《地獄為何惡劣》、《反情色》），激情并不總是包含對影像的服務、崇拜或時刻準備自我犧牲的畢恭畢敬，對影像的毀滅沖動、虐待欲也是其重要的向度，且往往通過對攝制過程事無巨細又誇大其詞的肢解式展示來給電影動刑。《埃》也不例外，片子内部的故事是——小林正的新片《假面》向社會各階層招募群衆演員，而每一個支線裡的主人公都通過那個紅色郵筒郵寄出自己的自薦信函，充滿激情地去試鏡；片子外部的故事則是——園子溫的新片《埃舍爾街的紅色郵筒》中大部分演員都是素人演員。這一階段的激情宣言是：“生活中沒有多餘之物，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講；我們每個人也都是彼此生命故事中的臨時演員。”

但這部電影的戲中戲——也就是小林正的新片——是《假面》。我相信此處園子溫蜻蜓點水地援引了伯格曼，伯格曼《假面》的劇情便是舞台劇女演員伊麗莎白開始對表演這件事感到迷失，随後負責護理她的阿爾瑪在與伊麗莎白之間極端私密的二人小劇場内，把自己演成了另一半伊麗莎白。《埃》中的《假面》因而成為這個草根演員逐夢故事内部的自反，它警示着這種恐怖——當我們這些臨時演員們把拼命争取一些銀幕時間等同于争取電影之民主時，我們還是被攝像頭編程了，我們在它玻璃眼睛前尖叫、呐喊、假裝被傷害、假裝愛得刻骨，扮演，抽離，并且我們對做一個臨時演員這件事的沾沾自喜其實很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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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影片最後，對電影的激情遞進為對“撕碎”的激情——不要電影給我民主，我要反對電影的統治。首先是安子诘問衆人：“你們喜歡做沒有臉的群演，以群演身份面對現實生活嗎？”電影攻擊了他們的身體和心，但在侵略完成之前，他們的肉身對抗了電影和電影發生的場所：街道——這個被描述為“非善非惡但被用來控制所有人”的普世劇場。安子和桐子帶領衆人沖向澀谷街頭，攝影師在失去導演的無序與自由中跟拍着逃逸的兩人，作為幕後角色，他本可以反轉掉所有可以左右《假面》内容的掌權者（導演、資方、大明星等），借他之手拍出屬于臨時演員們自己的電影，記錄這一占領街頭的即興瘋狂，但街道的障礙并沒有對他和他們網開一面，警察将他攔下——“不要再拍了！”。最後一幕悲從中來。園子溫早年的東京gagaga在此回魂，也如豆瓣友鄰離淨語所說：“沒有愧對當年自稱大島和寺山門徒的本心”

《埃舍爾街的紅色郵筒》将喜劇、亢奮、荒誕、創傷、悲情、思辨和憤怒如此輕松地雜交在一起，最終化為這種明暗交織的複仇般的政治——電影從來不是“電影性”這種早已風幹的名詞，而是無窮無盡的動詞，撕碎，占領，分割，逃逸。所有停在原地的，等待或沉湎于舞台光束照耀的，都是伊麗莎白的阿爾瑪，至多隻會成為“電影”的另一半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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