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ethlyn

“我承認《紅高粱》是個雜種,屬于野路子,藝無定規、技無定法,電影怎麼拍都有它的道理。對于自己的創作,我也不想限于一個固定的模式,評論界也不要對我們第五代隻寄予一種期望。”

(這是1988年《紅高粱》獲得柏林電影節金熊獎後,張藝謀在接受采訪時對自己作品的評價)

國外的導演分派,國内的導演分代。中國最集中一批表達民族意識的電影大概都出自第五代導演之手,他們生于特殊的曆史時期,成長于農村環境,所以他們的作品也大多采用農村題材,用“黃土、腰鼓、紅高粱”把農村符号化,在特殊的曆史背景下展現民族的氣質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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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部電影的影響力往往無法脫離片内片外的社會環境獨立存在。拿《紅高粱》來說,它取得了中國電影的第一個殊榮是真,但其意識形态上的巨大革新也不假,所以當年的《紅高粱》成為了影視圈讨論的焦點:

有人說它打開了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大門,帶動了中國電影的國外市場;

有人說它的藝術手法太粗俗,甚至還有反動的意味。

不過衆說紛纭之下,《紅高粱》還是因其功大于過的藝術手法留在了中國影史。時隔多年,社會語境一變再變,再看《紅高粱》時,不僅沒有業餘影片的“鄉野味道”,反而覺得它把中規中矩的東方古典韻味發揮到了極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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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叙事打造意境,全知式旁白呼應極簡對白

電影說到底是講故事的媒介,即便是商業電影中追求的“色與聲”,也不可能脫離電影叙事弧獨立存在。對于時代片和現實主義電影來說,更是需要叙事來表現人物關系,以人物關系的變異來折射社會。所以說,一部電影叙事弧的完整性直接影響着電影主題的表達效果。

然而作為戰争文藝電影的《紅高粱》卻反其道行之,它除了最大限度的弱化了叙事,更是把一些情節信息隐藏到了電影的其他元素裡。但它的大膽構想不僅沒有破壞電影叙事的完整性,反倒是這一虛一實的結合,将電影的濃濃意境展現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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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給你說說,我爺爺和我奶奶的這段事,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還有人提起”

電影的開篇采用“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的方式,畫面還沒出現,旁白就傳到了觀衆耳朵裡,直接交代了電影是回憶的叙事時态。全知式旁白最顯著特點就是幫助叙事,電影一開始就依靠旁白交代了人物和際遇,而精簡的旁白往往擁有巨大的張力,觀衆想了解個中寓意就需要含混且多元的想象,所以一個簡簡單單的旁白,就帶給了觀衆足夠的線索和解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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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旁白的叙事框架,對白就自然可以減少,在對白上《紅高粱》采用惜墨如金的風格,減少任何不必要的甚至是一些必要的對白,作為主人公之一的久兒在電影的第一幕(大概30分鐘)快要結束的時候才有了第一句台詞,而擁有夫妻之實的久兒與餘占鳌在影片從頭到尾的對白都寥寥無幾,于是影片的台詞反而成了虛化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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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兒除了一開始與父親抱怨被嫁給麻風病人以外,再也沒有悲痛的台詞出現,被假三炮叫到高粱地裡一言不發,對餘占鳌的舉動一言不發,直到後來被真三炮擄走再被贖回仍是一言不發,但當羅漢大哥叫她看打酒的時候,她又能直接從恐慌中走出,滿懷開心的加入到大家的行列,由此便呼應上了久兒“奇女子”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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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餘占鳌,她自始至終為了久兒做了很多事情,但面對久兒卻從未提起分毫,于是最直接的台詞成為了反襯的工具,人物形象的深度被對比了出來,這便是電影的意境所在,也是中國電影中“含蓄”的重要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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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鏡頭的含蓄表達,局部色相呼應主題

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鏡頭就成為了劇情發展的“潛台詞”,類似于國畫中的“留白”,在《紅高粱》中采用“空鏡頭”的形式對劇情進行暗解,拿電影中最經典的野合場景來說,當九兒躺在紅高粱堆好的“床”上後,鏡頭一轉,觀衆隻看到了随風搖曳的紅高粱便知道了其後發生了什麼;不僅如此,電影中更用大量的遠景來表達人物的心境,比如騎着毛驢遠去的九兒,山丘上遠望酒坊的羅漢大哥,雖然沒有台詞的支撐,可還是體現出了人物在特定環境下的複雜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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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以“紅高粱”為題,“紅”是整部電影的色彩傾向,更是電影的感情基調,但這裡的“紅”代表的不僅是積極含義,電影幾乎表達了“紅”的所有寓意。

電影的開篇便出現了紅色——九兒的紅嫁衣,紅蓋頭以及被夾紅了的臉蛋,随即一個匹配鏡頭,九兒來到了轎子裡,整個轎子的空間投影了篷布的紅色,在九兒被送往十八裡坡路上的所有紅色元素,代表的都是最基本的含義——喜慶,但是通過九兒的面無表情和整體紅色帶來的窒息感可以看出,它們在這裡的作用是為了反襯出這門婚事的悲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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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叙事的主體和核心是紅高粱酒,不管是導演賦予的特殊顔色還是真實還原,高粱酒的局部色相不僅沒有帶來任何不适感,反倒讓人在覺得奇怪的一刹那就全然接受了。

首先作為野高粱産的酒,與衆不同的顔色代表的是“野”;其次,十八裡紅能消千病百毒,紅色的莊嚴和神聖代表的是“藥”;然後是漢子們豆大的汗水澆蓋,烈日炎炎下燒酒,付出了全部的心血,這種骨子裡的勞作代表的是“血”;最後當侵略者破壞家園,漢子們揭竿而起以酒為誓,這時的刷碗就代表的是“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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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頭到尾的高粱酒,從頭到尾的紅色,不同的時候代表了不同的寓意,而這些不同的寓意又都符合人生的種種際遇,無形之下給影片添加了充分的真實感。

當然除了局部色相以外,電影色彩傾向也偏向暖色調。在不同的地方更是有不同的隐藏信息,比如漢子們颠轎的膚色和汗水代表了年輕生命力的熱情似火,九兒回門的夕陽代表了内心的絕望,羅漢遠望酒坊代表了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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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結尾,更是透過一個純色的鏡頭備顯豪壯,更是給人一種虛化感,火紅的太陽和背景将情感抒發達到最高峰,影片也是在這個最高峰落幕。但那種紅色帶來的血脈噴張卻讓觀衆久久不能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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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臉譜化”人物塑造,追求人物真實立體感

說到《紅高粱》的革新之處,自然要提它“反臉譜化”的人物塑造方式。“臉譜化”是民間文學常用的方式,通過一個固定的模式塑造典型人物,即“一言以蔽之:忠奸善惡,泾渭分明”,用最通俗的話講就是,這個人物一出,就知道他是壞人好人,這樣的方式雖然建立了正确的價值觀,卻讓人物失去了個性,變得不鮮活。但在《紅高粱》中的“反臉譜化”則将人物塑造的立體又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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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九兒其實也是電影中備受争議的一個角色,她有悲慘的經曆不假,但作為抗戰背景下的一個女性角色,她的意識似乎過于前衛,在電影經典的“颠轎”場景中,九兒兩次掀開門簾盯着餘占鳌布滿汗水的後背,通過一組“正反打鏡頭(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我們甚至能看到九兒此刻的心境,那是欲望最隐晦的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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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後來的回門,面對餘占鳌的窮追不舍,九兒自己躺在了高粱地裡任人宰割。如果在社會風氣的條件下看,九兒的所為确實不符當時的背景,但是出于人之常情,一個絕望的女人最終看淡了一切才是最真實的演繹,人物的好壞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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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餘占鳌,姜文飾演的餘占鳌有幾分粗狂的味道,但說到底他隻是一個充滿野性的大男孩,所以他想要的就去追,覺得不舒服就要發洩,這才是一個大男孩最真實的狀态,也正因此這樣,讓關于他的傳說的真實度也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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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後來面對九兒不提及自己單槍匹馬報仇,當羅漢大哥被害後他又能帶着酒坊的人們打鬼子,這是他從大男孩到大丈夫的轉變。通過劇情分析,可能他眼中的“家園意識”遠超于“國家意識”,但這不也正是東方黃土地裡的野性嗎?不正是東方漢子的狂野生命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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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連電影中的“反派”都有值得挖掘的地方。在整部影片中,前期的控制力源于三炮,這個犯罪團夥中相對刻畫較深的就隻有三炮,老屠夫和小屠夫三人。先是三炮,要贖金能看出他心狠手辣,最後放了餘占鳌又顯出幾分仗義,直到最後被日寇俘虜,也多少看的有血有肉;老屠夫面對日軍的要求,用生命送了當家的一程,最後更是充滿血腥的破口大罵,也體現出了他的原則性,但是作為一開始就兇神惡煞的小屠夫,他面對日軍吓破了膽,活生生剝了羅漢的皮,但好在最後瘋了的情節設定,也讓觀衆的心裡平衡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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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配樂不多,兩次酒神曲是讓人印象最深刻的,第一次是羅漢大哥起頭,代表的了漢子們的堅韌和腳踏實地,揮汗幹活,大口喝酒,是中華民族的家園意識;而第二次是餘占鳌起頭,背後燃燒着熊熊烈火,當家園受到侵犯,他們就要用野性捍衛家園,漢子們的身軀代表了來自于土地的頑強生命力,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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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從電影的表面可理解性分析,餘占鳌與羅漢大哥貌似是不合甚至是不能同時存在,但深入了解就能這樣的劇情安排是代表了一代代人的傳承,而且導演在很多地方都暗示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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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淺顯是的兩次酒神曲,酒坊兩個男性主人公的替換,比較深入的是SVIP版“十八裡紅”的誕生,第一代十八裡紅是羅漢大哥掌舵,代表了傳統的技藝,是代代相傳的踏實肯幹,而SVIP版十八裡紅是在傳統的基礎上加入了年輕人的野性(也就是餘占鳌的尿),這種野性代表了年輕的活力,但最重要的含義是遇到侵犯和傷害時的反抗,這種傳統與野性的結合才是民族骨子裡的強大力量。所以當羅漢發現最好喝的十八裡紅并萌生民族意識時,他選擇離開并開始為家國大義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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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用野草來形容生命力頑強,但也常用它形容頑疾,不可救藥,作為一個不褒不貶的象征物,其實一個民族也該如它一樣,落地就能生根,生根随即狂野的生長,有好的環境就兢兢業業的發育,被拔掉就接着再發芽再生長,隻要根在,長青就在!

或許用它來形容一個民族太過渺小,可它的力量又怎容小觑呢?所以民族,當有野性。

本文為原創,不喜勿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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