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一日冬春》采用的模式很特别。形式上，可以将它視作是“中國版的《浮生一日》”；而内容上，它又冠上了一個鮮明的主題：新冠疫情爆發下，全國的民衆心理。
時間撥回到去年的2月初，新冠疫情爆發後最令人心傷與煎熬的那段時間。大多數人的生活，都是待在家中，刷新手機了解武漢那些支離破碎的消息。一個個亡者，成為不斷累積的數字，成為一段段壓抑的故事，繼續在屏幕上流轉着他們的生命。
在這個當口，大象紀錄和優酷發起了“餘生一日”全民紀錄計劃。參與的規則，是“在2020年2月9日，拿起手邊的設備（手機、相機、攝像機均可），拍攝自己在任何時刻，或獨處，或與家人、戀人、同事在一起的生活片段。我們不介意你拍得是否專業，但求可貴的真實——将真情實感、肺腑之言流露于真實的生活。”
超過5000人提供的拍攝素材，成為了《一日冬春》龐大的素材采樣庫，而這也同樣給剪輯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如何将這些零碎的“短視頻”融合為長片，考驗的是巨大的叙事構造能力。而意外的是，在成片中，實實在在打動我的，卻恰恰在于“弱叙事”與那些不經意的細節，它們并沒有刻意的編排，而是帶着質樸的人情溫度。
相較于其它疫情紀錄片，通過特定素材來表現醫護人員與病患的狀态。《一日冬春》中則幾乎沒有這方面的講述，貫穿期間最為普遍的，是個體表達。
每個人的日常印痕，都是一條充滿着無數歧路的單行道。同一時刻的流轉中，我們面對着相似的社會狀況，以相同的方式醒來，卻又以無數多種的不同方式去面對這一天。或激動，或無聊，也許充滿了悲傷，但也有苦中作樂。2月9日，仍是如此平凡，卻因為“凝視”的本身而變得珍貴。
在世間百态裡恍若看過一生，在時間的流逝裡珍視平凡的不易——這是當年《浮生一日》的創意構想。這個自媒體時代下，重要的不是你用什麼去拍，而是你拍到了什麼，它是否能被看到。這一觀念适用于相似模式的《一日冬春》，卻又展露出了一些全新的意味。
從《一日冬春》的成片來看，導演和剪輯師把這些零散的片段，根據各自對應的主題和時間流，進行了前後拼接，片段之間因而被賦予了諸多冥冥之中的聯系。但整部片子裡，也有大量自身就帶有精巧叙事的片段。它們的編排是由素材的提供者“提前創制”的，足以打動人心。
比如，有一位女生聊到自己小區的現狀，先是陽光明媚下中山公園的街道景象，接着畫面漸漸失色，鮮亮的遊樂園被灰蒙的陰影籠罩。嬉笑的童聲與“武漢已經封城了，那些确診的數量，看得我們每個武漢人，都非常地怵目驚心”的獨白并置。在反複的對照下，那份迷惘與傷痛，顯得如此無奈，又帶着一股天真。
另一段令人完全代入其中的，是一段機場中完整的群像刻畫。面對一架有疑似病例的飛機，人們流言紛紛、各有态度。當上了飛機後，太陽的餘晖照射在機艙内，離地1萬多公裡，底下在發生着重大的疫情，機艙卻如一座暫時的孤島，“總是有很不真實的感覺”。
短短三分鐘，就已蘊納了畫面中緊密、精彩的戲劇性，以及畫面背後的遐思。很難想象這是普通人拿起手機就能拍出的，具備如此濃度的戲劇沖突的生活片段。但這确實發生了，鮮活無比。
所有這些短視頻構建的，是開放向每個人的号召：你也可以拿起手頭的任何設備，加入到表達者的陣營當中。你也可以為自己生活中的這幾分鐘挖掘出不同的視角，并賦予它解讀的空間。
如果說《一日冬春》從《浮生一日》延展下來的，是形式本身所具有的母題；那麼，如何将疫情這一宏大事件“可視化”、“可讀化”，如何在特定的時代氛圍中讀取人心的溫度，則是其根植于背景的議題。
每一段短視頻，都是從一個個側面出發，讓我們了解到拍攝主人公目前的處境，他們與疫情之間的關系。這架構起了全片，也讓其始終站在一個溫和、妥帖卻又不失深刻性的位置。
令人印象頗為深刻的，是片中一個年輕的母親。她在鏡頭裡自訴：“會去思考一些平時想不到的事。”一起衆親全部去世而導緻女孩去孤兒院做登記的新聞，引發了她的感懷。如果自己與丈夫都去世了，剩下的孩子要怎麼辦？
她不禁考慮起自己的财産分割、分配問題，而做完這些仍不安心，她還要給孩子們留下一年一封的信，連寫26封，寫到今年自己這個年紀為止。“因為自己今後的人生就是空白，我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給她了。”
這種面對自我内心的叩問與反思，面對死亡的教育，叫人不免心傷的同時，在那個當下卻又顯得無比重要。确實，死亡并不是一件隻能被規避不談的事，它理應被納入我們日常的沉思。
災難之後，我們要迎來怎樣的新生？面對這個問題，也許一時半會兒都很難令人想到确切的答案。
在《一日冬春》中，我們顯然可以接收到這樣的訊息：每個人日常的印痕，都将成為時代檔案裡鮮明的一部分。重新回望每個身處其中的人，傾聽、理解他們的情感與表達。問題的答案，就藏在他們的追問與希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