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沒有過這種經曆——明明自己什麼都沒做錯,卻要負擔所有的責任。


是個正常人都會說“憑什麼”!


有個女孩也說了,但遭到了身邊所有人的斥責。


一切因為她是個女兒,電影名叫《我的姐姐》。


...

故事從一場車禍開始,女孩安然木然地站在現場。


救護車呼嘯着,白布單蓋着屍體,警察做着筆錄:“請問你和死者的關系是什麼?”


“女兒,我是他們的女兒。”


“他們手裡照片裡隻有一個小男孩啊。”


葬禮上,姑媽在嚎啕大哭,舅舅在計算索賠,七大姑八大姨在讨論這個家還剩什麼财産,父母的兒子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隻顧踢皮球。


安然翻箱倒櫃,她找到父母和男孩的全家福,男孩子的玩具,父母的衣物,就是沒有她的東西和印記。


她不甘心,終于在一個相框背後找到一張證明:


“女兒生有殘疾,望準生育二胎”


親戚們又在說了,安然上班了,又有爸媽的房子,那就養弟弟嘛。


安然大吼:我是個瘸子!你們誰要養誰養,反正我不養!你們不養就送養!


...



親戚們大罵她是白眼狼,姑媽和舅舅拼死攔着,拳頭才沒落下來。


安然也是有苦無處訴:她本是獨生女,可家族和父母全都重男輕女。為了再生一個,逼她裝瘸子。


小時候,她住在姑媽家,被表哥當沙包打,被姑父偷看洗澡。養成了她受欺負一定要還回去的性格。


父母為不能生兒子一直鬧着離婚,怕便宜了外人就把房産過戶到女兒名下。


沒想到政策有一天變了,他們趕緊生二胎,得償所願。


那時的安然已經考上了大學,因為父母偷偷改了她的志願,她再也沒回來,跟弟弟也沒見過。


現在大家都說,她必須養弟弟,她控訴着:我還要結婚生孩子,要是養他,我這輩子都完了。


姑媽語重心長地說:“長姐為母。”


她偏要賣掉房子,把弟弟送人,從此兩不相幹。


姑媽氣地打她,狠狠地警告,敢這麼做就去告她。


她有氣,卻不敢打弟弟,任憑弟弟哭鬧,讓人把她當人販子看,也不松口。


周圍的人都在怪安然,他是你的親弟弟啊!煮豆燃豆萁!相煎何太急啊!


可有誰為她考慮過?别人家的女兒兒子,還在父母呵護下,她因為有弟弟,所以要犧牲,當姐姐的何其無辜?


在中國,姐姐這個詞代表着女性+母性。


一句“長姐為母”就困住了無數女性。


電影中,當年姑媽成績優異,為了弟弟放棄了自己讀書的機會。下崗後,去俄羅斯學做生意同時求學,但因為弟弟結婚有了孩子,被母親一通電話要她回來幫弟弟照顧女兒,姑媽又放棄了。


姑父癱瘓在床,家中兩個孩子要養,姑媽開着商店,還要兼顧姐姐一家子,如果不是忙不過來,姑媽一定會将弟弟接到身邊,繼續承擔起“長姐如母”的責任。


舅舅倒是孤身一人,無牽無挂,為了得到房産,提出要養弟弟。他也是被養廢了的“弟弟”,年輕時想當明星去北漂,可漂了幾年沒結果,回來啃老也啃親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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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就去打牌,沒錢就回到姐姐家睡覺。混了一輩子,老婆跑了,女兒不認,想靠養弟弟混個養老送終。可廢物養出來的還會是廢物,安然看到弟弟耳朵後的香煙,耍牌的老練動作氣得将舅舅一頓好打。

姑媽也好,母親也好,她們沒有做過壞事。她們身上都有中國傳統女性最顯著的特點:犧牲自我,成全家庭。


但是她們做了這麼大一件“好事”,為什麼沒有過上幸福的生活?


姑媽任勞任怨,犧牲小我,成全大家,可丈夫猥瑣,兒女不成材,弟弟不成器。


在自己實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她為了保住安家唯一的男丁,把壓力強加給安然,可她忽略了安然的考研夢想,安然有談婚論嫁的男朋友,自己還是孩子,就要擔負母親的責任養育弟弟,安然怎麼承受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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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不僅僅表現安然這一個姐姐,還有姑媽這樣的姐姐。兩代人的交鋒,折射的是時代變遷下,女性的覺醒和命運的抗争。


姑媽這樣的姐姐,從小受着“姐姐就應該讓着弟弟”思想灌輸,母親趁着自己睡着給弟弟吃西瓜,還要說“快點吃,别讓你姐姐看見了”,她隻能默默忍受。長大後,一切都要讓,都要忍,都要奉獻。


她自己吃過的苦,還要複制在侄女身上,讓安然也認命,擔負起弟弟的一切,網上管這種女人叫“扶弟魔”。


她們隻做好事,而且隻為弟弟、兒子、老公、家庭做好事,為了家族中的男性,她們可以犧牲自己、犧牲女兒、甚至于犧牲别人的女兒,來成全至親男性。


可往往她們的好心得不到好報,她們為之呵護保護的男性,都在極度的姐弟情中成長為“巨嬰”。而且,“巨嬰”往往不止一個,通常是拖家帶口的“巨嬰”。


比如《歡樂頌》中的樊勝美,她雖然是妹妹,但要養父母,還要養哥哥一家子。哥哥買房子,她出錢;哥哥生孩子,她出錢。并且家裡财産跟她沒有一分錢關系,因為那都得留給哥哥和哥哥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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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裡的房似錦,因為是女孩,出生時差點就被扔到井裡淹死。常常吃不飽打到暈,考上大學也被親媽攪黃,隻能出來打工。賺的錢寄回去養弟弟,弟弟窩囊地認不清是非黑白,隻會有問題找姐姐。

我們衡量男女成功的标準太片面,對男人的要求就是賺錢,隻要能賺到錢,在家就是皇帝。


對女人的标準就是家庭幸福,不管你事業多麼成功,多麼優秀,隻要你沒有讓家人滿意,你就不算個女人。


事業打拼算什麼,有男人啊,女人嘛,還是相夫教子,照顧好家庭就行了。


這樣就行了嗎?現實中的男性在母愛、姐愛、妹愛、老婆愛的一圈溺愛中,能成為成功男士的有多少,更多的還是如電影中的舅舅那樣,一輩子扶不起來。


前段時間上熱搜的“現實版樊勝美案”,96年出生的洛洛是一個優秀的女孩,在杭州做設計師。在錢塘江散心時遇到漲潮,不幸去世。父母找到她生前所在公司,要求索賠41萬,原因時要給弟弟買房子,還說女兒是因為工作壓力大而自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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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拉鋸中,曝光了洛洛的原生家庭之痛,原來她的父母長期把她當提款機,讓小姑娘痛苦到試圖自殺。這樣的“吸血鬼家庭”才是導緻女孩死亡的真正原因。


還有多少女性在犧牲中死去,她們或像洛洛一樣消亡了肉體,或像“姑媽”一樣消亡的精神。


更可悲的是,女性一面被逼着犧牲,默認了一切不公正的待遇,活得蠅營狗苟。


一面深度認可了“姐姐就要讓着弟弟”、“女孩子就要為家裡多做些事”後,把這一切轉嫁到女兒、侄女、外甥女等其他女性身上,強迫她們也如自己一般委曲求全。


如果隻是為了讓男性活得更好,女性就要犧牲,那麼男女永遠都平等不了。


《我的姐姐》結尾有很大的争議,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我傾向于姐姐不是對現實妥協,而是放下了過往,選擇了她内心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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