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手比緊握難

與其認為趙婷憑借特殊的文化身份的好奇心呈現出“外來者”眼裡對于對美國西部文化的觀察，不如說《騎士》是一次對于“人”本身以及所處環境的一次凝視與反思，以至于影像回蕩着一抹對與人之内心永恒追問的最強音:”To be,or not to be”。 我們可以說，《騎士》是一個講述人在奴役（虛拟的牛仔榮耀）中通過思想鬥争最終獲得解放的故事。

憂郁的布雷迪正是一個處在選擇的男人。我們能看見電影結構起大量二元對立的概念，并通過布雷迪身邊的兩匹馬劃分了電影的結構：代表昔日榮耀的白馬、空蕩蕩的馬廄，狂野的黑馬以及他最後脫離牢籠受傷後的處死，四個階段中馬與布雷迪的關系作為了人物心理的聚合與表征。除此之外，電影還有諸如文明與野蠻、理想與現實、自由與囚禁等概念的對立，這些異質的碰撞時時刻刻圍繞擠壓着人物，導緻布雷迪反反複複地選擇“騎”與“不騎”。最終集彙到牛仔的精神屬性與他們如今在商業社會中扮演的商品屬性把二元分離現狀。布雷迪在阿波羅（象征光明與太陽的馬）被處死後的話作為引證。他告訴他妹妹：“我相信上帝給了人不同的使命，對于馬而言是在草原上奔跑，對于牛仔而言，是騎馬“。我們不難發現，二分思想背後把我們源自于柏拉圖對于理想型的闡釋，換而言之，現實不可避免地與夢想對立。一方面這一思想的結論使得布雷迪徹底放棄了牛仔競技，但一方面他卻撬動了那一扇“窗戶”，關于真正解放的自我意識，徹底讓布雷迪明白源自于馬背上的施動不過隻是将死牛仔精神奄奄一息的一聲歎氣罷了。

我們對虛拟出的尊嚴幻象繼續讨論。電影一開頭，布雷迪就像觀衆展示他在頭上的傷疤。我們能看見上帝通過意外關閉了布雷迪身上的某一處“門”，他所認為的重返榮耀的競技場閘門，于是他在無能為力的狀态下尋求一切辦法打破這一扇被關起的尊嚴之門；直到電影最後他意識到了頭頂的一扇窗——一種對于牛仔精神之死的感性認知，并從中獲得解放的神性感召。那扇門也許通往競技場，但已經和早已和尊嚴無關。這樣的尊嚴是充滿男性特征的，電影同樣也通過互文的手法完成人物在追求尊嚴的掙紮。對打工和教授馭馬段落一并潛在地刺激了布雷迪想要回到競技場的渴望。

在超市段落中，電影引入了現代文明的空間架構。我們能看到在琳琅滿目的超市空間中，視覺是豐富的、擁堵的，景觀是封閉的、條條框框的；與之對應的人确實孤零零的，心思緒亂的。這對于昔日接受衆人歡呼的牛仔是難以想象的。同時，在現代主義消費的商業化進程下，超市與商品作為消費文化與流動資本的象征，組織着現代人的日常生活。換句話說，超市所代表的資本文化為牛仔文化提供了“合法性”。牛仔們比賽、表演雜技；當牛仔們為了生計搏命演出，觀衆願意掏錢觀看；像是殺死阿波羅的那一顆子彈，牛仔精神在“自然主義”的意義上已經宣告結束，僅僅留下了娛樂文化的消費景觀。值得一提的是，布雷迪把玩左輪手槍作為超市段落的轉場點，那把手槍似乎視為一種逝去的舊式觀念，不複存在的牛仔尊嚴。

如果說超市段落表現了一種身份錯位所引起的焦慮，那麼教授馭馬段落則表現新生騎士嫉妒，從更深層次說，他意識到了一種牛仔命運的輪回，他指向自身命運正在與父親重疊的現實，一種無法逃離的宿命感都在促使他做最後的選擇。”To be,or not to be？”，是騎，還是不騎？是放棄，還是繼續？是沉淪，還是新生 ？

我們在追着這種“宿命論”的觀點，越來越發現牛仔的生活——這一片“鍍金”的天空，“飄滿死者彎曲的倒影”。殘缺不全的人在牛仔世界中屢見不鮮：少了胳膊的師傅，在牛術比賽中摔成重度障礙的哥哥，以及被野馬踩了腦袋引發癫痫的布雷迪，還有無數無法重新上台的騎手，他們通過搏命換來的掌聲與榮耀準瞬即逝，成為了牛仔精神的犧牲品。在這個意義上，電影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英雄主義式硬漢，更沒有正義與惡的對抗，隻有被資本異化的“騎術表演者”。哥哥在醫護人員的幫助下騎上了複檢用的馬鞍，那一匹曾經奔向美好的馬被一條蘊藏深厚情感的缰繩代替。幻象破滅，他們隻能相互依存。值得一提的是電影中出現的兩次觸摸。第一次是妹妹對布雷迪的輕撫，第二次是布雷迪訓馬時對馬頸部的撫摸，他們都閃爍着一種崇高的“神性光芒”，即一種精神上的同調。西部世界幾乎以一種純潔的圖景展開，“性”本身獸性中的概念被抽離，留下的隻有“野蠻”，是動物本性的，也是環境造就的。布雷迪終究是意識到了這番處境。在最後一刻，他站在競技場的大門前發現了上帝為他留的窗戶—他親愛的家人，至親的朋友、尚未徹底殘廢的軀體；曾經那一支緊握不放的癫痫右手阻礙他縱情馳騁，現在他卻花費更大的努力放手——從生理上對于軀體的重新支配，更是心理上對于牛仔光芒消逝的承認。

趙婷在訪問中談到了馬力克之餘她的影像美學的影響。對我來說，不會先想到泰倫斯馬力克，而是安妮普魯筆下廣袤、殘酷的西部世界——有關人如何尋找歸宿的追問。牛仔們那個早已活得亂七八糟的生活裡，胯下狂躁兇猛的動物成為了不可控、非理性生活的直接隐喻；他們孤身一人與抽象上的自然力量對抗，把征服動物的脊背當作西部牛仔的尊嚴與理想，仿佛鞍上是他們夢想唯一的栖地。盡管現實的經濟問題早已侵入了西部世界；昔日雄風的牛仔在今天被推向非健康、破碎家庭、社會邊緣的弱勢群體；馬背上的西部精神已經脫離不了被肢解的命運，他們沒有選擇的權利嗎？在廣闊的天宇下，他們的生存空間顯得狹窄，甚至連回憶也隻能通過電子屏幕作為主觀情緒的載體，直到主人公離開了競技場，那一次縱情狂奔宣告了一種新的自由，一種對于重構精神家園的熱烈渴望，也許他們還有選擇的權利，前提是必須有放棄一切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