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董小琳
所有的意外，都是一種必然。
今年的奧斯卡，讓韓國電影進入到更多人的視線。
首次提名，四項大獎。這事擱誰身上，都夠笑一輩子了。
難怪在頒獎禮後台，新科影後蕾妮·齊薇格對着奉俊昊的一打小金人問：Oh，Is that all？
奉俊昊憨憨地一笑，回答說：Too many，I’m sorry！
沒錯，這就是斬獲第92界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國際影片、最佳原創劇本四項大獎的韓國影片《寄生蟲》。
它的導演，就是有“韓國斯皮爾伯格”之稱的奉俊昊。
...這個名字，大概在10号之前，你不會很熟。
畢竟這位“大導演”從業20多年來，隻出過7部長篇作品，豆瓣平均得分7.8。
不算太差，但絕對到不了“出彩”的地步。
但就在2020年2月10日的上午，他的名字，成了韓國電影，乃至亞洲電影史上的裡程碑。
窮小子突然走了狗屎運，一夜成名。
再看獲獎影片《寄生蟲》，劇中一家四口沒有正式工作，生活非常窘迫。突然，一個意外的機會，讓他們走進了社會上層富人家，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全家平步青雲。
是不是和導演的“一夜成名”有些相似呢？
...可戲劇畢竟是戲劇，現實中的窮小子，遠沒有那麼幸運。
尤其在我了解到奉俊昊一路走來的經曆後，反而覺得這場“意外的奧斯卡”，并沒有看起來那麼“意外”。
所以今天，我們不妨就從奉俊昊和他的《寄生蟲》開始，聊一聊：在看似意外的成功中，實際包含了哪些必然？
01 怪胎：我對電影是真愛
奉俊昊是個60後，其實也不算是個“小夥子”了。
1969年9月14日，他出生在韓國。外公是小說家，父親是畫家，姐姐是時裝設計師，哥哥是大學教授。算是生在了文化世家。
可偏偏，小俊昊喜歡上了，在當時還不是很流行的——電影。
“很多時候，電視機就是我的電影院。我會查電視節目表，看看每周會播什麼電影。我每周大概能看十部電影，當我上中學的時候，我就知道我想成為電影導演了。”
沒錯，16歲的他，就有了确定的未來職業方向。
單這一點，就非常讓人羨慕了。
要知道，有多少人在走出大學的那一刻，還在猶豫：我到底該做什麼？
...然而，在報考大學時，奉俊昊遭到了父母的反對，沒有上成電影學院，而是到延世大學主修了社會學。結果呢？他還是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看電影上，并組織成立了學校的電影社團。畢業後，又進修了2年電影，終于在25歲那年，以編劇和導演的身份，拍攝了處女作短片《白色人》。
雖有各種稚嫩，但在這部18分鐘的小片中，奉導電影中獨有的那種略帶心酸、充滿諷刺的黑色幽默，已經初露端倪了。
可以說，從1994年到2019年，奉俊昊的創作理念，始終保持在“社會底層視角和人文關懷”的軌道上，從來不曾離開。
職業就像戀人，從一而終，才會有幸福的結果。
...這話說起來容易，可能做到的人，真心不多。
有的人，上學時逃課打遊戲，什麼社團都參加，熱熱鬧鬧地混到畢業，才開始考慮：我該做什麼？剛工作2、3年，就覺得：這個工作不适合我、老闆水平不行、同事關系不好……不行，我要換工作。然後一直跳來跳去，最終發現自己由于沒有長時間的專注積累，根本沒有能拿得出手的技能，分分鐘要被社會淘汰。
還有一些人，知道成功需要一萬小時的積累，也明白核心競争力對于職場發展的重要性。可總是轟轟烈烈地開始，剛入門時興趣挺足，做着做着就感覺乏味了：“這些我都會，沒有繼續深造的價值了。”要麼就此吃老本，要麼換一個軌道重新高調起步。最後，哪個領域都多少懂一點，卻很難成為某一領域的頂尖高手。
在經濟學裡，有個著名的“二八定律”，說的是：
在任何一組東西中，最重要的隻占其中一小部分，約20%，其餘80%盡管是多數，卻是次要的，因此又稱二八定律。
換到職場中，同樣是20%的領域專家，占據重要的位置，獲得大部分财富。而其他水平一般，多少都懂點的人，隻能成為80%的普通大衆了。
因此，在“意外的成功”裡，一定會有一顆像對待戀人般的，锲而不舍的追求之心。
就像奉俊昊。
...在大學社團裡，他是那個“同一部電影要反複看幾十遍，一幀一幀地分析鏡頭語言”的人。後來的7部長作品，更是每一部都要親自畫出分秒不差的分鏡頭：“我的電影和分鏡頭幾乎沒有兩樣。” 甚至在《寄生蟲》的分鏡中，連被子的擺放都畫得跟後來電影中的絲毫不差。而且這一次，他還利用3D技術，做出了窮人家與富人家的詳細布景效果圖。
如果說，電影是奉俊昊苦心追求的戀人。那他絕對是日拱一卒，踏踏實實對你好的那種追求者。
當被問到“您是如何做剪輯的”時，奉俊昊并沒有如對方期待的，大談特談那種“靈感乍現、被上帝親了一口”的神奇時刻。而是：“我們每周一到周五一直很努力地工作，就剪出來了。”
敢于下笨功夫，把精确做到極緻，是奉俊昊向電影表達愛意的絕密武器。
02 試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所以，隻要我們能日拱一卒地不懈努力，就可以在全球盛典上，拜神封侯嗎？
當然不是。
在研究奉俊昊的7部作品時，我發現2009年的《母親》，是奉俊昊創作生涯中的一個分水嶺。
...在《母親》之前，他保持着每3年出一部的速度，向觀衆們呈現着7.5-8.8分的作品。
但從《母親》之後，不僅創作間隔變長了，而且出現了兩連跌的低谷。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在那個時候，他開始了外語片與新媒體的嘗試。
《雪國列車》改編自法國漫畫《Le Transperceneige》，而《玉子》則是和流媒體Netflix合作拍攝的。
另外，從制作成本上來看，《雪國列車》的制作費用大約是400億韓元，是當年韓國投資最大的影片；《玉子》的預算更是高達620億韓元。這與他之前平均在百萬、千萬級别的影片相比，真心是“大制作”了。
然而，大投資與形式的創新，并沒有給他帶來預想的效果。
“我在看《雪國列車》和《玉子》時，總覺得奉俊昊有些束手束腳。”
“《玉子》的形式遠大于内容。在這部電影裡，奉俊昊的導演水平直接從一流退化到三流。”
“（玉子）反了半天資本主義，嘲笑了這麼久動物保護主義，最後又落回跟它們一樣的邏輯。再加上反轉基因的設定，真是連《雪國列車》都不如，宮崎駿的腳脖子都夠不到。”
于是在創新之後的第十年，奉俊昊再次回到母語創作，同時也帶回了那個，對節奏和内容都揮灑自如的天才。
“每個導演對于電影規模是否适合自己都會有不同的考量，我覺得《寄生蟲》《母親》這樣的規模對我來說，是最合身的衣服的感覺。”奉俊昊如是說。
于是，在2019年，在最适合自己的創作領域裡，奉俊昊憑借一部投資僅為8000萬的小成本影片，狂瀾4億票房，以及大大小小不計其數的殊榮。
《寄生蟲》的獲獎統計，左邊為2019年，右邊為2020年
...因此，在意外的成功中，你首先要有一個确定的職業領域，并且能做到像追求女神般地锲而不舍；然後，你還要通過一些嘗試，找到領域中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這樣你才有可能成為拔尖的人才，成為最重要的那20%，實現霸氣逆襲！
但是，你大概也發現了：《寄生蟲》并不是奉俊昊曆史上評分最高的作品。
像被100位韓國電影人選為韓國影史最佳的《殺人回憶》；當年整個韓國1800塊電影銀幕中，有超過三分之一都在放映的《漢江怪物》……口碑與《寄生蟲》相比，并不差。
那為什麼隻有《寄生蟲》成了最終大赢家呢？
03時代、貴人、專業公關，一個也不能少
1、時代的産物
任何文化的發展，都逃不過時代變遷的影響。因此，電影人、制作發行公司的沉浮，也自然會随着大環境的變化而起伏上下。
縱觀韓國影視近50年的發展，我們可以得到下面的這張圖：
...從圖中不難發現，奉俊昊在電影領域嶄露頭角的時候，剛好趕上了“韓國文藝黑名單”時代。
因為《殺人回憶》中有警察的負面形象；而《漢江怪物》則煽動了公衆反美情緒，映射了政府的無能；《雪國列車》又進一步惡化了階級問題，奉俊昊被毫無争議地列入了黑名單。一直到2016年底内閣倒台，“文藝黑名單”才得以昭雪。
有一次，奉俊昊在接受外媒采訪時說：“黑名單存在的時間是一場噩夢，使韓國藝術家沉浸在深深的創傷中。”
後來，文人出身的文在寅上任，他對文化産業的态度，剛好與前任完全相反。
當《寄生蟲》獲得戛納金棕榈，當韓國音樂團體摘得美國“公告牌200”冠軍時，文在寅都會發大段文字祝賀。
自然，這次摘得奧斯卡四冠王，文在寅總統不僅在其社交平台發表了大段祝詞，還定于20日在青瓦台為奉俊昊舉辦慶功宴。
...因此，如果我們把目光拉遠，放眼到韓國影視半個世紀的沉浮，就能看到：創下亞洲電影新高峰的《寄生蟲》，既反映了所處時代的特色，更是特定時代的産物。
2、貴人的相助
在領奧斯卡最佳影片獎時，有一位全程不借助翻譯，用流利的英語緻辭的發言人，格外引人矚目。
雖然沒出現在影片中，演職員表裡也沒有她的名字。但如果沒有她的支持，《寄生蟲》可能根本就不會存在。
她，就是被韓國媒體稱為“文化教母”的CJ 娛樂會長，CJ集團副會長李美卿女士（三星集團創始人的孫女）。
...雖然這位李女士外表看起來是韓國人，但她卻出生在美國。因此，深谙美國電影玩法，以及文化融合套路的她，成為了韓國文化的狂熱推廣人。
在她的推動下，1995年，CJ娛樂用3億美元收購了夢工廠11%的股份，成為第二大股東，并且獲得了夢工廠作品日本以外的亞洲發行權。然後，她多次派人去夢工廠學習，為進一步推動韓國文化出海做準備。
直到2004年，CJ娛樂投資的電影《老男孩》在戛納赢得評審團大獎，她的努力才獲得了一絲曙光。奉俊昊則是通過好友樸贊郁（《老男孩》的導演）介紹，與李美卿相識。并陸續合作了《殺人回憶》、《母親》、《雪國列車》，以及這部封神之作《寄生蟲》。
因此，如果沒有海外文化輸出經驗豐富的發行方支持，就算奉俊昊才高八鬥，要摸到奧斯卡小金人，恐怕還得多花上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
3、專業的公關
角逐奧斯卡，僅僅提交作品，是遠遠不夠的。
最起碼，還要配合發行方做好一系列的公關活動。
從什麼時候開始呢？至少提前一年，公關就要開始行動了。
...在李安的自傳《十年一覺電影夢》中，就有對《卧虎藏龍》宣傳過程的詳細描述——
先是在世界各地參展拿獎，接受媒體采訪上雜志上電視：
從千禧年戛納影展開始，七月的亞洲宣傳，八月的泰勒萊影展，然後多倫多、紐約影展，美洲、歐洲地區的宣傳，中間再插上個金馬獎，接着是一路的年尾影評人協會的肯定、各種影展，包括2001年的金球獎、棕榈泉獎、英國的影藝學院獎、美國導演公會最佳導演獎等等，所有活動都指向“小金人”。
然後制定針對美國本土的放映和宣傳計劃，從專業媒體到大衆領域一步步制造公衆聲浪：
我們從紐約兩家、洛杉矶一家戲院開始做起，到奧斯卡前一周開到一千八百六十家戲院，之後兩千多家。……原則上由小到大，先穩住藝術院線再逐漸擴大到大衆院線。從核心擴散到邊緣，先抓住中産都市觀衆群，再從都市逐漸擴散到一半觀衆和鄉鎮地區。
《寄生蟲》走過的路，與之類似。
比如在前面，我們看到的大小近60個獎項。
去年十月，先開始在美國少數屏幕放映。随着口碑逐步擴散，不斷增加放映規模。直到奧斯卡頒獎前，全美播放《寄生蟲》的影院達到了1000多家，票房有近3500萬美元。成為北美票房非英語片曆史榜的第三名。
可以說，《寄生蟲》的這一波“組合拳”打得非常專業，再加上全團隊不遺餘力地努力，拿下殊榮也算是天道酬勤。
...雖然四項奧斯卡頒給韓國電影的操作，讓很多人大跌眼鏡。
但所有的意外，都包含着必然。
比如奉俊昊對電影自始至終的專一，不斷嘗試，果斷止損的魄力；時代賦予天才導演的機會；再加上恰好出現的貴人，以及專業團隊擰成一股繩的努力。
所以說，職場無大神。
所有成功，都是在“能力+時機+資源”恰好等于一個數值時，偶然發生的。
那麼，我們能做些什麼呢？
讓可控的必然發生，然後靜待意外驚喜的降臨。
沒有誰能做什麼都成功，也沒有誰能一夜醒來就全球封神。
不過都是必然的巧合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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