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還說今年的奧斯卡是個大年，但《寄生蟲》一獲最佳，我就覺得喪氣。
因為從此，我們不用費什麼勁去分析具體片子有沒有什麼電影美學，隻要看其“政治正确”的成分有多少就可以了。
為什麼？因為都說“劇本是電影的靈魂”，但韓國電影“演員是一流的，導演是二流的，編劇是三流的”（前任女管家今年演技最佳，視訊門鈴那段表演堪稱神演技）。但繞過韓國“煽情式表演”隻要仔細思考一下劇情，就會發現其中充斥着大量的邏輯缺失甚至是結構坍塌。
比如前管家有正當職業，收入應該也不低，夫妻兩個人一起努力工作完全可以慢慢還債，可為什麼為了躲債就隻能躲在暗無天日的地下室裡長達數年？
比如片裡主角一家個個能言擅辯、騙術精湛，有此騙術及演技，可為什麼會冒着被發現揭穿的風險給前管家開門，叫她改天再來不行嗎？
另外由于暴雨，主角一家的房子都被淹了，渾身臭烘烘甚至連件幹淨衣服都沒有，但為什麼還非得以此狀态出席小兒子的生日聚會？而且也沒人阻擋或幫忙？
結果雨夜逃亡後的貧民窟情境設計、宋康昊最後的殺戮的主題先行、情節計算、意義灌輸、人物功能化，韓國人都可謂将其做到了極緻，可卻連最基本的邏輯都沒有。
像這樣随手可見卻根本就無法認同的關鍵性情節，難道隻是為什麼說明“窮人很棒、富人很蠢”以及郭德綱那句“窮生奸計，富長良心”的口頭禅？
智騙上流，會想到劉别謙；鸠占鵲巢，會想到約瑟夫羅西；矛盾總爆，會想到克洛德夏布洛爾。三部名導佳作風格迥異，但有一點共通：故事可信。
智謀優勢産生于專業精熟。你得是犯案多起的職業慣騙魅力大盜，會主動出擊尋找獵物，絕不可能等着家教意外事件來被動觸發，隻有這樣才能盡量不會引起主人家失智的觀衆質疑。
欲望尺度也要适配于施騙者自身的生存能力和狀态，否則便會有刻意醜化之嫌。
而矛盾的爆發更要與之前花去重篇叙述的故事與性格相協調，這樣才能使正常環境下的深藏在人們心中隐疾壓抑已久的怒火得以爆發。
可像這樣強行将“政治”概念強塞給觀衆喂飽的拍攝心态，奉俊昊的老師夏布洛爾不會有，祖師爺希區柯克也會對其不齒。
可奉俊昊不但這麼玩了，還被奧斯卡賦予了“最佳”， 可奧斯卡最佳難道就是郭德綱天橋相聲的水平？
當初我第一次看時真以為《寄生蟲》是《逃出絕命鎮》的套路，所以一直在等劇情的反轉。結果沒有，從被引入這個由巧合拼湊的圈套開始，全片幾乎就是一個隻關乎三個家庭的抽真空電影。
即使不去深究其情節的不合理感，結尾無由來的抒情也實在跳脫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步，即便是抱着最大的善意去琢磨，其電影質感也隻是政治符号得不斷疊加。
電影作為藝術，要的是情感的适度與準确，可為了其烈度。看似有趣的點卻不間斷地蓬勃而出時，結果便隻有波瀾而沒有起伏，于是一切本應有的社會意義便被包裹在精心設計的虛無中。
于是當《寄生蟲》成為“奧斯卡最佳”後，大家都在贊美影片的隐喻以及所謂的“社會階級、人性”等的剖析。
但是作為優秀的影片，其基調必須穩健而成熟，如果要荒誕要黑色幽默，那就必須給觀衆一個清晰而準确的邏輯鍊，從而使反諷有充實的現實基礎。
結果，前面那麼多的情節的不合理，直接造成了觀影者的迷茫與困惑，進而無法準确把握叙述者的邏輯，進而無法構建達成反諷的基礎框架。
于是兒子的好朋友送來石頭，還給他介紹那麼好的工作機會，結果兒子卻要辜負好朋友的恩情。
前管家被辭退後走得那麼匆忙卻忘記了地下室自己一直挂牽着的老公？
本來就沒什麼錯的社長，隻因沒有立刻滿足窮人的要求，就隻能卻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
無論在政治上如何精心設置，靠近“白左評委”們預設的社會階層議題。那麼在電影方法論上，電影的社會意義就會毫無意識地站在對手一邊。
巧合是李滄東（《燃燒》）和奉俊昊先後交出了針對階級差異的作品，但李滄東那充滿60年代藝術電影的極簡與裝飾主義的拍攝手法有些過時，但卻充滿了安東尼奧尼對于下層痛苦而束手無策的虛幻。
而奉俊昊呢？如他們那一代導演推崇的金绮泳一樣，卻隻專長于類型的玩弄，對奇情制造與商業娛樂充滿了底層欲望般的沖動。
雖然滿足了“白左評委”們的高潮派對，電影所要堅持的藝術性與批判性真得離“真正的問題”越走越遠了。
而其概念化與符号的力度越強，其淪為意圖直白的政治課本的勢能也就越大，其資本運作的動機、導向與方式也就越明顯，屬于電影本身的趣味性也就越低。
我不懂大家盛贊這部片的心态是什麼，但就我個人觀點，明明有很多腳踏實地，努力奮鬥的“窮人”。不偷不搶也不騙人，雖然有時候遇到不公，但也在堅持着，即使想出氣，也是靠自己的努力打破歧視。
而騙人，不走正道，不好好做自己的工作，又占别人便宜，這樣的“窮人”又有什麼資格談歧視？!
想走捷徑的所謂窮人對得起一直辛苦奮鬥争取平等地位和權力的普通人嗎？
對比一下《一夜風流》、《飛越瘋人院》、《沉默的羔羊》、《西區故事》、《泰坦尼克号》、《賓虛》、《指環王》這些“奧斯卡最佳”對電影藝術做出的貢獻
這部不管不顧瞎編一氣的韓國電影，不是顯得太可笑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