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再見》,是法國犯罪小說家皮耶˙勒梅特獲得法國鞏固爾文學獎的作品,勒梅特以悲觀但透徹的眼光,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後慘局,寫成了一隻骨架龐大的悲劇怪物。勒梅特在21世紀的今天,透過龐大想像力的筆法,召喚一整代慘綠青年的憂郁靈魂,将政經局勢動蕩、殘兵苟且偷生,與戰後人倫變色的愛恨情仇,全部注入了憂傷怪的五髒六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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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描述出身銀行世家的二等兵愛德華,在終戰前夕的戰役中,拯救了目睹長官博戴勒惡行,而險遭毒手的小布爾喬亞同袍阿爾伯特。愛德華因此臉遭炸傷,戰後他選擇躲在面具後、過着以嗎啡麻醉自我的生活。阿爾伯特因為内疚與自卑,選擇放棄妻子與家人,跟愛德華藏身陋屋,兩人如蝼蟻相伴度日。看到長官在退役後攀附名利、一夕暴富,他們默默計畫着開設一間賣榮民雕像的假公司,賣空頭賺取暴利,以實現内心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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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再見》是一隻飽富血肉的怪物,作者宛若法蘭西浪漫主義再現一般,以雨果式的古典全知叙事,緩緩道出悲劇與沖突的故事。小說以兩條互相牽連的犯罪為叙事結構,卻不像其他浪漫過剩的一戰小說,充滿朦胧暈光;為了實寫戰後巴黎奸商賄賂壟斷、貪婪暴富的手段,作者對當時的商場境況與各階級人物風俗進行詳盡考察,将法國現實主義大師巴爾紮克的白描筆法,用在對人、事、物的洞察上。這也讓片中的虛幻妄想、曲折離奇、紙醉金迷都有了高度現實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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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故事産生出一種特立獨行的筆鋒,宏觀此書,情節老派,甚至可說是處處都是狗血的沖突與轉折;但浸淫細節中,卻發現情節飽滿,不但用盡後設、插叙、意識流技法,甚至俯拾即是王家衛式的金句。勒梅特對戰勝國政府矯情态度的批判最能體現其寫實主義精神;他将政府對戰後軍人處境的漠視,透過主角們數起目的各自殊異的奸商行徑來展現,所以紀念碑、空頭支票、假墓碑,全部都在嘲諷/報複所謂的法蘭西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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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将西歐優雅卻陳腐的古典時代教條,掃進時代的輾壓機中,那勒梅特可以說是将血肉模糊的古典精神,拼成一隻活生生的野獸,甚至找回那時方才在腹中受孕的現代主義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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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天上再見》是亞伯˙杜龐帝費時三年自編、自導、自演的作品。杜龐帝以喜劇演員起家,導演、編劇、演員都當過,曾自編自導獲得凱薩獎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原創劇本的《那一夜,我懷孕了》。這次他再度發揮他激昂的表演風格,配合過動的手持長鏡頭,與亢奮的剪接策略,他該怎麼将小說帶有混雜性叙事特色,改編成電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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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杜龐帝使用的策略是:用力過度的誇飾法。這無疑地顯現在他亢進的鏡頭推移、兩個二等兵(杜龐帝,《BPM》男主角的比斯卡亞)誇飾法的表演上;這種矯飾法美感延伸到整部片的每個角落,像是奢華的巴黎狂歡派對、開場一鏡到底的戰争鏡頭、兩個二等兵戰後寄居的破屋。這個破屋有着馬賽爾˙卡内法國詩意寫實基調,但不同于《天堂的孩子》的黑白,本片豔麗的色彩,卻更帶了些東歐、早期現代主義藝術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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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還有面具。比斯卡亞飾演的天才畫家青年愛德華,在片中的畫作帶有藤田嗣治的巴黎畫派質感,更幫自己做出了一張張,像極了達利畫出來的面具。在燈光、造型、妝發、美術、場景設計上煞費苦心,這些費資1.5億人民币。或許正是知道金句般的台詞外,難以将小說家後設、插叙、意識流技法詳盡展現,所以更是不惜砸下重本隻求更加忠實呈現了巴爾紮克式的那些社會考察的細節。這些用力過度的誇飾與手段,都是一種陽剛氣質地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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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這是一種改編小說的道義,充滿陽剛氣質。導演杜龐帝的這股沖勁和故事主角阿爾伯特類似(他不是那種有着伊底帕斯情節的天才少年愛德華);或許《天上再見》的電影,也不是一個以才華洋溢,或絕妙場面調度著稱的作品。但在電影裡那些泥濘壕溝、假墓墳場、奢靡旅館之中,所有小說中帶有陽性失落的鋪陳,都用高度表現性的美學來展現,甚至可說帶有一種失敗主義式的樂觀。杜龐帝正是抓住了這種無藥可救地樂觀,成就了一種改編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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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電影理論大師在談改編電影時,曾經提到的羊皮紙概念:改編電影是電影創作者覆寫在小說作者筆迹的羊皮紙。小說家勒梅特在創作《天上再見》時,以文字覆寫了文獻記錄裡的曆史現場,錨定了角色的宿“命”與時“運”,在高度現實的速率裡,替角色命運找到得以安全降落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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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改編也遵循了這樣的律則,在有限的篇幅中,戮力将一部偉大的作品,在高度混雜關系中,從文字到影像,平穩的轉換。他們讓注定落寞的雄性憂郁、緊握複仇的拳頭、注定失落的命運,在故事/電影的結尾,因為在文本中好好活過一回,而不用再擔着翻動書頁與祯幅的苦難。就算終究天上再見,在那之前也已經找回生命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