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涉文學或者影視批評，時人多向西方尋摸理論根據，視吾泱泱數千年思想文明若無物。殊不知，吾數千年文化，無不包該。上述之人實是空守寶山而不自知。此文目的即是以中國思想理論為基調，不揣淺薄，一試以中國思想理論進行電影批評，以示來者。
...姜子牙形象
此文以電影中姜子牙的“兩斬”為切入點，探讨電影背後所涉及的倫理糾葛。電影中姜子牙一斬善，一斬天梯。前者處于電影開頭，後者處于電影結尾。可以說，這兩斬代表了姜子牙由迷到悟、由神到人的轉變，正反映了整個電影想要表達的主題。
姜子牙的形象曆史上多有變遷，或狼狽、或勇武。狼狽時，一如唐僧，屢被擒，屢被救；勇武時，号為武聖，可與關羽相提并論，詳可參劉彥彥《姜子牙形象的演變與文化内涵》。然此多種形象，都未被《姜子牙》電影的導演選用。電影中的姜子牙，實是落魄與迷茫的結合體，是一個被封印了神力、陷入自我懷疑的形象。這個形象到了電影末尾則轉而變成了一個衣衫褴褛、滿頭白發堅定的先知形象。前後形象的蛻變是電影一貫的“欲揚先抑”的的手法，但似乎也在暗示導演借此完成了一次主題的升華。
一、斬天梯
斬天梯的情節實際上是在電影的末尾，也是此電影的高光時刻。但此情節實是關乎到該電影的空間建構，也關乎本文的思想背景。因此，特放在本文第一節進行讨論。
昆侖有天梯，連接人間與天界，有神話背景的支撐。但如果隻停留在神話背景之上，無疑稍顯淺薄。事實上，在這樣的神話背景之後，有着很深的文化涵義。王柯在《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一書中指出，遠古時代中國人的世界觀實是天地人共處于同一個場域之中的。他說：“所謂天、地、人三皇及其時代，不過是遠古時代中國人對空間和時間的一種概括和想像而已。但是這種概括想像，卻反映了遠古時代中國人的一種最原始的、素樸的思維方式。這就是，空間與時間相通，人間與天、地相聯。人類世界，不是人類獨自的家園，而是人類與天、地共存的空間；人類社會的曆史，也就是人類與天、地共同度過的空間；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和規律，也處處體現了天地的意志”[1]，這被王柯稱為天下思想的基礎。此可見“天梯”存在的學理根據。王柯還論及，天下的概念與“四海之内”的概念又等同，而電影中姜子牙因為犯錯被貶之地是北海，恰與“四海”相符，更進一步證實電影《姜子牙》的空間建構，采用的是傳統的空間觀。而在這種空間觀背後，實是蘊含着深刻的中國傳統思想因素。
...被貶之地：北海
電影《姜子牙》的故事發生在封神之戰後，可以确定是周朝。然周朝與殷商的一個最大不同是提出“以德配天”的概念。這是因為周朝先祖起于西岐，非殷商正統，取締殷商，必有相應的天命論根據。這即是“以德配天”思想提出的背景。或有人說，此時周公以後事，與姜子牙無涉。其實不然，即便在殷商時期，天也有一定的“德”的色彩。如《尚書·商書·湯誓》：“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2]，這即是在強調商統治的合法性實是源于“上帝”，并且這裡的“上帝”絕不僅僅是“以萬物為刍狗”那樣的無情天道，而是能明辨善罪，有道德傾向的“人格天”。因此，天的意義自古就不能理解為冰冷無情的與我無涉之物，相反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日常生活中，天都扮演着極為重要的角色。
如此一來，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天概念就與電影設置的以元始天尊所代表的天道形象産生了出入。事實上，電影中元始天尊的形象也并非“絕對無情”，元始天尊的初心在于以衆生的整體利益為主，其形象在某種意義上代表着理性的計算，或可稱為集體利益者。惜哉！此形象在電影中有潛在的塑造，卻并沒有被凸顯，乃至于使得姜子牙的反抗因沒了正确的對象，而隻變成了單方面的呐喊。完全沒有呈現出此主題本該有的倫理張力。
姜子牙斬天梯的形象在中國的曆史上亦有範本，類似名曰“絕地天通”。《尚書·呂刑》有言：“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3]。絕地天通背景是在上古時代，彼時家為巫史，每家都可以通過儀式來聯系自己逝去的祖宗神，這即是天地相通。因天與人處在同一場域，人的幾乎任何行為都要質之祖宗神。但在後來，統治者通過改革，把溝通祖宗神的權利收歸于自身，隻有統治者才能聯系祖宗神，于是就斷絕了普通人溝通天地的可能性，這就是“絕地天通”。姜子牙憤而斬斷天梯，表面上正是斷絕了以元始天尊為代表的天道對世間的幹涉。這正與曆史上的“絕地天通”類似。曆史上的絕地天通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權威，而姜子牙的目的是為了他呐喊出的那句口号：“願世間，再無流離失所；願衆生，再無謊言愚弄；願天下，再無不公”。以此來看，天道反而成了使世間流離失所、以謊言愚弄衆生、使天下不公的罪魁禍首。導演這裡通過“偷換概念”，把曆史上那個能夠辨别善惡的天轉換成了束縛衆生的枷鎖。這不僅不符合文化意義上的天，亦不符合原來電影的設定。元始天尊的形象并不單單是“枷鎖”，事實上，他其實隻是集體利益的維護者，隻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才犧牲了小部分人。
...元始天尊的本來用意：拯救蒼生
導演太過于執着于姜子牙的高光時刻，以至于“得形忘意”。為了把姜子牙斬天梯打造成解放衆生的形象，不僅不顧及電影自身的邏輯，乃至于情節沖突的解決也錯付了。相較于把矛盾點放在“一”、“萬”的張力之間，這種處理不免有得小遺大之憾。因此，當看到姜子牙從迷惘、困惑的中年人一躍成了滿頭白發、為衆生自由而奮鬥的堅定開拓者時。筆者在感到尴尬的同時，又對此處的銜接感到莫名其妙。
二、斬善
前文提及，姜子牙起初是自我懷疑的形象，其原因源于其師元始天尊令其斬九尾狐的元神，而在斬的過程中，姜子牙發現，九尾狐的元神之内另藏有一個元神。正因為這一發現，使得姜子牙産生了猶豫，九尾狐得以逃脫。也因此，姜子牙被元始天尊封印神力，貶至北海，不得出界。是時，包括元始天尊在内的諸神告訴姜子牙，他當時所看到的元神乃是九尾狐制造的幻覺。而姜子牙卻堅信他看到的元神是真實的，于是他陷入了深刻的自我懷疑之中。元始天尊令姜子牙潛心悔過，悟己之非，如此才能重返天界。
從元始天尊對姜子牙的懲罰來看，其用意确也不是因為他猶豫之下放走了九尾狐，不然也不會隻讓他悔過，悟己之非。一旦悔悟又即刻可重為衆神之長。這也暗示此處導演想要處理的絕不僅僅隻是一個故事情節，而是指向一個更核心的問題——姜子牙的悔悟。據後來的情節，姜子牙證實他看到的元神确實是真實存在的。元始天尊之所以在當時不置一語，是因為其用意在于讓姜子牙既誅九尾，又斬無辜，既斬惡念，也要斬掉善念。以此來證天道。
...斬善惡
時人多将此處姜子牙斬無辜元神的問題視為西方倫理學中的火車難題。該難題假設這樣一個場景，一輛火車面臨兩條鐵軌，一條鐵軌上人多，一條鐵軌上人少，且這些人因為某些原因，不能避開即将駛來的火車。而此時火車變道的主導權取決于你，問你怎麼選擇。毫無疑問，這在西方倫理學中是一個無解的難題。事實上，在我看來，把此處的矛盾理解為“火車難題”實是有些一廂情願，且隻流于表面。從電影的整體來看，元始天尊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護天道的正常運行。姜子牙之所以被貶黜，實是因為他的一念之仁有礙于天道的運行，這才是兩者之間的矛盾。元始天尊想讓姜子牙悔悟的是：維護天道是不能有善惡之念的。而姜子牙的糾結之處在于是否應該為了天道而放棄一念之仁，從而毫無愧疚地斬掉無辜元神。因此，姜子牙面臨的不是所謂的“火車難題”，而是天道與善惡的關系問題，究其源實是一個心性論的問題。這裡的斷言并非毫無根據，當導演将無辜元神借元始天尊之口稱之為“善”時，就已經将此情節設置為一個心性問題，問題的諸項是天（性）、善、惡。并且在情節的處理方式上導演亦沿用了中國傳統思想的資源。善惡一念，不僅是一念，亦體現于物上，體現于行動中。人物一體，知行為一。熟悉中國傳統思想的人會感覺到此場景無比的親切。
儒家核心經典《中庸》有言：“天命之謂性”[4]。這意味着，天道并非外在的與人無關的東西，而是人本身即承載着天命。人之性，即天命。天道的流行無所不在，《論語》有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即是此意。但是，《中庸》所提及的天命并非“無情”的，而是人世間道德秩序的基礎，與導演偷換概念後的天道概念相差天壤。導演此處的天道類似于道家所論的道。道家論道，不講道德屬性，而是視道為“以萬物為刍狗”的無情天道。電影中把善惡的糾葛設置在姜子牙身上，似是暗示道德的根源在人自身。這就把沖突放在了天人之間，轉而成了“人大于天”的思想。此可見《姜子牙》理論背景的混亂之處。
其實，在中國的傳統思想之中，天命落實到人身，即人之性。而此性究竟是善是惡，卻也一直為諸家所質疑。比如先秦孟子與告子就曾就此問題進行辯論，孟子言性善，告子言性無善惡。荀子言性惡，卻不被後世儒者所取。從電影中姜子牙的形象來看，堅持善的姜子牙似乎更近于孟子論性。而孟子就認為“人的道德能力乃天之所與我者”，并且他還用“心性來說明道德的根源和人的道德能力”[6]。也就是說，姜子牙實是不脫儒家核心話題的讨論範疇。這為我們進一步探讨姜子牙的道德糾葛問題提供了理論基調。
三、倫理陷阱
事實上，若就儒家，尤其是後世宋明理學的思想來看，姜子牙對天的“摒棄”實是陷入了另一個道德陷阱。
天的概念，經過了先秦的培植成熟，再經過漢唐的經學化闡釋，到了宋代，演變成了天理，即被近世人所唾棄的“存天理”中的天理。此天理經二程的“體貼”，到了朱子那裡，實是成了道德理則的根據。朱子将其視為萬物“所以然之故”和“所當然之則”。萬事萬物皆有天理，此天理不因事物的存在、消亡而湮沒，朱子有言：“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還在這裡”[7]，即是此意。這樣一來，天理在朱子那裡好像就成了外在的客觀規律，因為天理并不因萬事萬物的生死存亡而有所變動。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按朱子的理解，天理既包括曆史上留下的傳統，又包括社會的秩序。這些傳統、秩序需要人通過修身的工夫去理解，理解之後人要遵守，不可逾越。某種意義上，朱子學者正是電影中元始天尊的形象。前文有分析，在電影的原初設置上，元始天尊并非隻是無情天道的代表，而是一個充滿大局觀的人，是以理性為主，通過理性衡量得失的人。正因為出于集體利益的考量，這種人的極端容易造成忽略他人的真實訴求，為了原則甚至能犧牲他人乃至自身的利益。
陽明學是借批判朱子學興起的一種學問。陽明學講究心即理，這一點不同于朱子。在陽明看來，發自我内心最真實的聲音，即是我應該做的事情，即是天理。外在的那些規矩與我的行為相合還好，不合則我之所作所為，才是天理，與我的行為不合的規則是應該被摒棄的。很明顯，陽明學借批判朱子學走入了另一個極端，一個極度自我的極端。陽明對朱子學的一個最為重大的改造，是将束縛人的一切外在規則砸碎，把人的行為标準收攝于己身。若說朱子學者遇到“不平”，會多方考慮，才可能選擇拔刀相助；陽明學者路見不平，絕對會立即拔刀相助。此即所謂良知的當下見在。這從後來有一個陽明學者即使甘貌大不諱進行賄賂，也一定要替人伸冤的事例中就可見。這就為姜子牙一定要救無辜元神的行為找到了理論根據，事情至眼前，絕不會去考慮其他，而是聽從本心，做出當下最本真的選擇。不僅如此，後來姜子牙陪同小九跋山涉水去幽都山，乃至即便犧牲四不相也要送小九進入輪回，以便使其解脫，這些都是陽明學者才有可能做出的行為，也是陽明學最吸引人之處。尤其是姜子牙斬斷天梯，與陽明破除外在的規則使人“自作主宰”，兩者在道德上的意義更是如出一轍。
...斬天梯
盧梭曾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8]。不知當年的盧梭，看到電影《姜子牙》後會作何感想。事實上，按陽明學後來的發展所造成的理論困境反觀《姜子牙》，不難發現，作為解放衆生、自由先驅者的姜子牙，雖然斬碎了元始天尊對衆生命運的“掌控”，但卻又陷入了另一道德陷阱。
陽明學發展到後來所産生的一切弊病，其原因都可以歸咎為良知缺乏“監察”。在陽明那裡，人的行為按照良知的指示來實現，而良知由于不受外在規則的限制，隻受自身的監察，這就使得良知有時會把一己私欲作為指令而付諸行動。這樣就會産生你覺得是對，但别人覺得是錯的結果。而且，決定最終對錯的方法難免會不擇手段。更極端處，人就有可能回到了霍布斯所設想的“人與人之間像狼一樣”的原始狀态。這也是為什麼明代名相張居正雖出身心學，但做了首輔之後，卻又極力抑制心學的傳播。他正是出于心學極易引起社會動蕩的考慮。反觀姜子牙亦是如此。當他一時斬碎一時爽的斬斷了天梯，所造成的後果可能會是衆生的自由，但此自由極易流于無限制，從而使得衆生并不會如他所設想的那樣“平等、公正”雲雲，新一輪的紛争必定再次出現，姜子牙的呐喊也終隻是一句空談。世間想要穩定，必定需要新的社會秩序建立。一如後來的理學家必定要以某種方式重新迎回朱子那裡的“天理”一般，如此陽明學的弊病才能得以克服。當然這并不意味着讓朱子學重新取代陽明學，而是從兩者之間找到一個新的平衡點。
可以說，姜子牙雖然斬斷了元始天尊在這個世間的觸手，無比諷刺的将是，世間需要新的“元始天尊”。此不可謂不是一個道德的陷阱。也是電影處理的不盡人意之處。
結語
如此分析，意并不在于否定姜子牙作為先行者的功績，姜子牙斬斷“枷鎖”，還世間以自由，功莫大焉。當然也不是為元始天尊洗白。正如以上所言，這涉及一個深層次的政教問題。其解決之道絕不是順着盧梭或者霍布斯的思路借社會契約建立穩定的社會。此等行徑不免視中國思想家們的幾千年的思考成果如無物，乃至于卑觀地認為中國的思想落後于西方，這是一種自五四以來至現在都存在的“遠東”心理。
事實上，對于朱子學和陽明學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後來的思想家都有着清晰的認識，并做出了各種各樣的補救。後來的劉宗周和黃宗羲就極好地解決了朱子學和陽明學的弊端。然與本文無關，故不論。
